文化与希腊
文化的概念及分类
什么是文化这一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得多，《周易》有所谓：“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之始，但其中“文化”一词尚未连结在一起。在中国人此时的观念中文化的含义是，通过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到汉朝，“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其含义也与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刘向《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也讲“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些都是指的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则别有见地的解释《周易》中的“文化”一词，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文化”主要是指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古人对文化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西方人论述“文化”要比中国人晚，但比中国古文献中的论述要广泛，要科学。西方语言中的 culture ，在 1690 年安托万·菲雷蒂埃的《通用词典》中，其定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并有注释称“耕种土地是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中最诚实、最纯洁的活动”，看来，此时西方人观念中的“文化”只是被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才干和能力，是表示人类某种活动形式的词汇。而“文化”一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表示方式，即术语，大约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形成，这以后，文化和文明常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学者们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发展，给“什么是文化”做了许多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方式论，即认为文化是一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并非由遗传而得来的生活方式。这里包括了人们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强调了文化的继承性。譬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定义是“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第二种是过程论，即认为是人类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定型工具的过程，这里包含了人类智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进化，强调了文化的演进性。第三种是复合论，即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这强调了文化的熔铸性，譬如伟大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文化作了一种新的解释，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在罗森塔尔·尤金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所谓“广义的文化”，而与之向别的“狭义”则是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除以上各种解释外，尚尤符号说、限定说等各种说法。 1952 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 1871 年至 1951 年期间关于文化的 160 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
综上所述，什么是文化至今仍是一个相对模糊，争议较多的概念。但其中有一点是大家都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有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把“文化”分做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的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
提 要：古代希腊文化是世界古典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探讨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是近年来世界古代史、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些研究集中在：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 等六个方面，本文对此作了综述。
关键词：古希腊 文化 研究综述
古代希腊文化是世界古典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古代希腊民族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的辉煌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尤其是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①］。因此，探讨古代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成为近年来世界古代史、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叶秀山认为，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古代奴隶制是历史上第一个文明时代，而这个文明时代又是以千百万奴隶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奴隶的艰苦劳动和非人生活，提供了一部分人从事科学、文化、艺术的可能性［②］。
朱旭初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繁荣的一般条件，当然首先在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可能。就雕刻而言，大批工匠的生活来源当然要由整个社会来提供，因此它必须是富裕的，当时的雕刻作品采用多种材料，有黄
金、白银、青铜、大理石等，且规模大，数量多，这就要求采矿业、采石业、金属冶炼业都十分发达。而当时的希腊都使这些要求成为事实，象罗得岛身高３５米的青铜“阿波罗”铸像，以及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玉合成的宙斯巨像等，没有繁荣的经济背景是不可能制成的［③］。
刘毓华则强调，奴隶的大规模劳动使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繁荣起来，希腊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奴隶的劳动不仅创造了希腊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好些奴隶本身也参与文化创造。希腊有名的雅典卫城、帕德嫩神庙、奥林匹亚竞技场、宙斯庙、阿波罗神庙等均是奴隶们参与建筑的。流传至今的《伊索寓言》相传就是一名叫伊索的奴隶所作［④］。
罗静兰强调了工商业奴隶制经济在雅典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她说：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奴隶制经济迅速繁荣，特别是雅典，它利用希波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控制了大多数希腊城邦，从而掌握了海上霸权。这就为其商品生产的原料市场等方面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农业也卷入商品货币经济之中，把葡萄和橄榄制成酒和油外销，而国内居民的粮食２／３依靠进口。雅典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由于奴隶制经济的繁荣，财力充盈，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⑤］雅典奴隶制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生产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国内经济的联系，特别是与海外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这种较为开放的经济发展道路与闭关自守的农业经济不同，它使世界各地的商人荟集雅典，四面八方的学者也都来到这里，雅典成为了希腊学术文化的中心［⑥］。
二、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胡长林强调指出，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存在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在寻求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时，不可不紧紧抓住民主政治去考察。由于有了民主政治，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由于有了民主政治，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同时，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重要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而以上条件，正是由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所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由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个人创造精神的没落，哲学、戏剧、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古希腊文化在繁荣时期闪耀着的光辉也就慢慢地熄灭了。可见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与雅典民主政治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作为欧洲奴隶制上升时期的一种政治形式，虽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弊病和局限性，但它的确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个制度在古希腊虽已消失两千多年了，然而它始终生动地表明着古代世界史上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的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⑦］。
罗静兰认为，希腊古代文化的繁荣，完全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它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奴隶主民主制，这种民主政治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雅典经济的繁荣和学术文化的昌盛。在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处于兴旺发展时期掌权的工商业奴隶主，能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并且制定和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这就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同时在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允许公民思想一定自由，也比较讲求学术民主［⑧］。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公民群众性的文艺生活的要求。雅典奴隶主文化不再是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文化，而主要是为公民阶级（即工商业奴隶主、小农和手工业者下层自由民）服务的文化。因此，希腊的许多作品，大多反映城邦的政治理想和公民的生活，代表自由民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和进取精神。这就使希腊文化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且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它反映对神权和专制政治，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希腊的城邦制度强调公民的集体利益，它把公民个人利益与城邦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雅典的许多文学作品激励公民为城邦奋斗献身。雅典纪念性的建筑物，除了艺术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歌颂城邦制度或体现城邦光荣的历史，渗透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正是这些作品所培育的民族和爱国的激情，使雅典在波斯进攻的危险时刻，广大公民在反击波斯侵略军的马拉松、萨拉米等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保卫了城邦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⑨］。
朱旭初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正是其文化艺术大放异彩之时，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在民主政治下，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而不是少数特权者手中的玩偶。正因如此，每个公民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参与政事，刻苦锻炼身体，以能成为一个刚健骁勇的战士和优秀的公民而自豪。而国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公民的这种爱国热忱和理想公民的观念。它采用的手段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对培养忠勇的身心完善的公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里，人民是艺术的真正主人，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情绪和眼光去评判作品，而不为宗教教条或长官意志所束缚，这真是艺术的民主。除了民主制度本身给艺术的生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外，那些坚持民主政治思想的领袖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由此可见，雅典的民主制度对希腊艺术的繁荣是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它首先激发了公民和艺术家、工匠的热情，同时允许艺术创作中的个性自由［⑩］。
张尚仁强调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希腊民族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创立了进步的政治制度即奴隶民主制。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对于希腊文明的兴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为了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而努力学习，钻研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也就激发了希腊人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和对真理的爱好和追求，才产生出希腊人的锐敏智慧和高水平的古代文明。与希腊的民主政治并行的，是早期希腊社会的学术自由。在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探索世界的奥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见解，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学术艺术繁荣的局面。各个学派互相辩论，通过辩论去追求真理，由此才造成了希腊文明的兴起［①①］。
三、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
张尚仁认为，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希腊民族是后起的，但因它与其它民族处在统一的发展链条中，因而能从先进民族那里接受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一点对于解释希腊文明盛衰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希腊民族从先进的东方民族中接受的历史遗产，首先是东方民族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发展起来的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这种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的标志是铁器即铁制的生产工具。铁制工具和较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构成了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希腊文明之所以在奴隶社会初期突然兴起，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说明。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只是新文明诞生的客观基础。对于思想领域的精神文明来说，还需要它由之出发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东方同样为希腊准备了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由于希腊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处在地中海沿岸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统一系统中，这些条件才能为希腊民族所承认、继承和发展。希腊由于接受了东方创造的先进的生产力、商品货币经济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经济和文化才能在奴隶社会的初期迅速繁荣起来［①②］。
朱旭初认为，希腊艺术家并没有成为东方艺术的奴隶，拜倒在它的脚下，而是努力吸收别人的营养，溶化在自已的血液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对方。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他们彻底冲破了东方艺术传统的束缚，别开蹊径，重立圭臬，按着自己的理想和个性开始突飞猛进，在不到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理石雕刻迅速达到世界的顶峰，远远把东方抛在后面，作为希腊体系的艺术完全成熟和独立了。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不忘记借鉴和吸收别人的长处。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发达，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像优生学中利用杂种优势那样，博采众长、从中寻求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①③］。
罗静兰指出：希腊人在接受了东方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就以文学而言，有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腓尼基人的表音字母文字，希腊人聪明地把这些文字进行比较，选择了腓尼基人的表音字母，创造出自己的拼音字母文字。现在欧洲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拼音字母，都是从希腊字母发展而来。希腊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在文化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无容置疑的真理［①④］。
四、宗教与古希腊文化繁荣
朱旭初指出，希腊的宗教和东方不一样，它没有东方宗教那样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也没有东方那样严厉的保守的僧侣阶层去竭力垄断教义的解释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甚至迫害所谓“异端”。在这里，宗教空气是非常自由、甚至开放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满足自我表现的欲求，而绝不会受到祭司或寺院的干涉和迫害。希腊宗教的自由、开放的性质，使得雕刻艺术产生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在东方的宗教艺术中是不可想像的，所以马克思说：“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①⑤］。僧侣阶层的宽容、民主空气的开化，培养出希腊雕刻艺术家独特而卓越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古代艺术家们在观察生活或创作构思时，并不是根据神的谕示或权威的独断，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是非，用全部的身心去研究自然和人本身。因此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充满了人情味，并且是美好的［①⑥］。
罗静兰认为，希腊人的宗教思想和生活习俗对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希腊古典的文化同古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一样具有宗教色彩。希腊宗教神话的最大特色是“神人同性同形说”。他们认为神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不但具有人的形象，而且具有人的感情和经历。这就和君主专制国家“人的神化”不同，他们把皇帝提到神的境界，神则是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而希腊人则认为神和人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对神的看法，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加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更相信人的自身智慧和力量，重视现实世界，神话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希腊的许多神像都是典型的、完美人的形象，如光明和文艺之神阿波罗被塑造成一位健美、漂亮的体育家。许多文学作品，如荷马史诗、悲剧等取材于神话，表现历史和现实。这就使希腊文学艺术家走上了表现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道路［①⑦］。
刘毓华认为，希腊神话是“人话”的艺术概括，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枚具有永久魅力的瑰宝。希腊神话不仅培养了希腊的艺术，而且成为后来欧洲文艺创作的一个取之不竭的重要源泉。大部分欧洲文学艺术的巨匠都曾不同程度地从中吸取营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也曾大量引用希腊神话中的掌故来为人类解放斗争服务。古代希腊文化不曾为僧侣祭司控制和约束，希腊的宗教比较自由，没有成为文化发展的障碍，因而充分表现出人性化的特征［①⑧］。
五、民族特征对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张尚仁认为，古代希腊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较为完备的商品货币经济、对希腊社会和希腊民族的特点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货币的广泛使用，大大缩短了希腊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制转变的过程，使希腊民族成了古代世界少有的“商业民族”。希腊的地理位置本来就利于航海，航海和商业形成希腊民族不同于内陆农耕民族的显著特色。希腊人在和地中海沿岸各地进行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广泛交换过程中，不仅接触到欧洲的其它民族，而且接触到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民族。这样，他们在观察世界时，就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宽广的空间观念。希腊民族不像许多内陆民族那样存在顽固的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的特点，而是勇于突破狭隘的地域性的界限，以敏锐的眼光去接受各种新生事物，具有扫除旧习惯势力的锐气。希腊民族所具有的这种精神状态，又成为新文明诞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①⑨］。
兰奇光认为，希腊民族特性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影响，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由商业民族特性所决定的城邦民主政治方向，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商业民族的特性，决定了自由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由此也就决定了希腊文化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城邦文化的广泛群众性和人本主义的体现。第三，商业民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特性，是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第四，商业民族的特征，决定了城邦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并促进外来文化与希腊民族文化的融汇。第五，商业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可见，古希腊文化之所以高度发展，是由古希腊所独有的民族特征所决定的［②⑩］。
罗静兰认为，希腊人爱好体育活动的传统生活习俗对文化影响很大。希腊的体育比赛原是重大节庆时用作祭神和敬神的活动。随着城邦的形成，体育运动更加普遍地开展起来，到公元前６世纪，各种运动会蓬勃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在举行竞技比赛同时，有音乐、诗歌比赛、合唱、戏剧的演出，雕刻和绘画的展出等等。出色的演讲象精彩技击一样在运动会上被人喝彩。运动会对历史著作的编著、文学和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以后希腊历史编纂学上，计算年代的主要方法是依照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品以竞技场长距离径赛优胜者的姓名命名。例如名诗人晶达创作了《奥林匹克颂歌》，歌颂奥林匹克的获胜者。奥林匹克竞技优胜者有担任荣誉职位的优先权，免去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在观剧时占有特设的荣誉座，而为优秀运动会制作纪念雕像就成为希腊雕刻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美丽不是他的衣着或装饰品，而在于他自身的美质，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运动员都是裸体的，这就为艺术家提供观察人体、研究人体结构的充分机会，经过加工和提炼，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运动场就成为艺术家们的最好学校。希腊艺术的现实主义是通过表现人体而逐渐获得的［②①］。
辛牧也强调：希腊民族充满活力，奋发向上，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既不盲目崇拜前人的科学成果，也不为社会传统观念所束缚。这种民族进取精神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一个民族有了这种精神，才有向前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才会在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希腊民族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在他们为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斗争的同时，又把目光转到自然界，探索它的成因和发展规律，因此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②②］。
六、地理环境在古希腊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周之骐认为，希腊地处南欧，全境除半岛外还有众多岛屿，海岸线曲折多弯，境内多山，交通不便，耕地有限，促使古希腊人积极向海外发展，与东方各国早有来往。境内盛产色美质坚的大理石与精良的陶土，为发展建筑、雕刻和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希腊属亚热带地区，全年阳光充足，宜于户外活动，特别重视体育锻炼，运动员裸体参加运动会，形成全民对人体美的强烈爱好。这些对古希腊文化艺术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因素［②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
②《古代雅典民主制与希腊戏剧之繁荣》，《美学》第２期，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③、⑩、①③、①⑥《试论古代希腊雕刻艺术繁荣的原因》，《华东师大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④、①⑧《古希腊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因》，《佛山师专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⑤、①⑤《马恩选集》第３卷第２２０页、第２卷第１１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⑥、⑨、①⑦、②①《古希腊文化史纲》第６６页，第６７—７１页，７１页、７２页，第７２、７３页，华中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
⑦《简论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西南师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参见《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西南师大学报》１９
９２年第１期。
⑧、①④《略论希腊古代文化的发展》，《华中师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①①、①②、①⑨《希腊文明盛衰原因论》，《外国哲学》第６期，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
②⑩《论希腊民族特性对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湖南师大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②②《论古希腊科学技术繁荣的政治原因》，《衡阳师专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②③《古代希腊艺术浅谈》，《青海师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试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
【内容提要】古代希腊科学文化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也是世界文明的起源之一，它在世界文明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古希腊文明来自何方?它的渊源又在哪里?多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一个激励人们去探索的课题。本文从时空、形式、途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源自东方——西亚和北非。
【摘 要 题】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英文摘要】Ancient Greek science and culture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world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origi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plays an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However,the origin of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is the subject which has been exploring in thecircle of history study for many years.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space andtime,forms,ways and its own origin,this paper proves that ancient Greekscience and cul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East(west-Asia and North Africa).
【关 键 词】古代希腊/科学文化/渊源/ancient Greece/science and culture/origin
【正 文】
文章编号：1004-5104(2003)02-0029-04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古希腊文明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的确，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勃兴和它的“后来居上”，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被学界称为“希腊的奇迹”。在我们看来，要破译与解释这一文化之谜，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文明的特征（亦即“希腊精神”）那里去寻找。
“希腊精神”：一种典范
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它的城邦多为纤芥之邦，但这规模有限的空间，却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骷将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总是把城邦制视为唯一适宜的国家组织形式。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基本信念。但是，这种信念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淡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的“城邦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导致公民责任感的消退，也就急剧地破坏了这种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在希腊世界，尤其在战败的雅典城邦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衰落之日，即为生物与环境和谐的失却之时，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江河日下与日渐衰落的景象。
激发好学精神与创造精神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基础上有着卓越创造的民族，他们的创造性源于他们的好学精神，天生的好奇心、刨根究底的追间与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他们百般寻求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来自何方，如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为觅取真知，其足迹曾遍布东方各个角落。“拜东方文明为师”，这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眼光。“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古希腊文明的种种创造，确是建立在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的；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正是希腊人的智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古希腊文化的奠立，它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而它自身的发展又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创造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从希腊人的创造性来看，此语信然。
喜好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 这里所说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并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而是将思想作为一种见之于世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它出现在古代世界，也以希腊人为最早又最具生命力。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更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不管怎样，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得以首先萌发，是由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而造就的，这就是：丰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而这些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 （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加之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种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
追求人生享受和现世娱乐的生活情趣 希腊人重视现世。他们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间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无怪乎，阿基里斯的鬼魂要说，他宁愿在人间做雇工，却不愿去冥府称大王。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灵，也失去了头上神秘的灵光，在那个神话世界里所演绎的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不啻一幅幅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图。神如此，那么人呢?且看，他们或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剧，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宵达旦而流连忘返；或去柏拉图学园去听大师讲学，领悟人生哲理，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去运动，平时强健体魄，战时则从戎，以保卫城邦的安全；或约三五好友，在家聚饮，高谈阔论直至天将破晓才尽兴而归……开会、读书、观剧、听音乐、欣赏艺术、运动、沐浴、聚宴等等，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并在这过程中以求得个人才智的增长与道德品质的完美。希腊人是注重现世而非历史的，希腊文化中的历史精神是实用主义的和现世主义的，人们追求历史知识，是因为它具有实用性，历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换言之，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能够享受现世的快乐与度过美好的人生。
笃信人本主义，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 对此，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这里只摘引一段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的识见：“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s至前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间世，对世人不乏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扩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崇奉中庸精神 前面所述各点，如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希腊人的中道思想，亦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确是画龙点睛之笔，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这里需要补白的一点是，中国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可称为中国的“黄金之道”，足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相媲美。但中西中庸论同中有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具有很明显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希腊文化元典的超越性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而居上，在公元前一千纪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并被学界所称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倘借用中国文化学者冯天瑜创制的“文化元典”的概念轧从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来评说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意义，也是特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这里只能略说一点。
希腊文化元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在我们看来，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利昂记》与《奥德修记》（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 《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伊斯库罗斯）、《俄狄浦斯壬》（索福克勒斯）、《美狄王》（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托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冯天瑜说元典之作为“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上述被列为元典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洼，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也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的成就，认为它具有 “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古希腊文明的永久魅力何止艺术和史诗，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一再被弘扬与重建，古希腊文明的现代价值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追寻与创造 （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可称为典范）。在这过程中，人们莫不感受到希腊元典精神的原创力和那刻骨铭心的“永久的魅力”，这也正是古老的希腊文明与希腊文化所蕴含与发散的“永久的魅力”。
雅典与文化的关系
雅典的伟大开始于两次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与公元前480-479年）的时候。在那时以前，伊奥尼亚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城市）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人物。马拉松之役（公元前490年）雅典对波斯王大流士的胜利，以及在雅典领导之下的希腊联合舰队对于大流士之子兼继承人薛克修斯（公元前480年）的胜利，为雅典树立了伟大的威信。各岛上的、以及一部分小亚细亚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曾经反叛过波斯，波斯人既被逐出希腊大陆，雅典就促成了他们的解放。在这次作战中，只关怀自己的领土的斯巴达人没有参加。因此雅典就变成反波斯同盟中主要的一员。根据盟约规定，任何成员国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代役金。大多数城邦都选择了后一种办法，这样雅典便取得了凌驾其他盟国的海上霸权，从而逐渐地把同盟转化成为一个典帝国。雅典变得富庶了，而且在白里克里斯的睿智领导之下繁荣起来了；白里克里斯是由公民自由选举出来的，执政约三十年之久，直到公元前430年他才失势。
伯里克里斯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幸福最光荣的时代。曾参加过波斯战争的伊斯奇鲁斯开始写希腊悲剧；他所写的悲剧之一《波斯人》就一反采用荷马题材的习惯，转而写大流士的溃败。紧接着他的就是索福克里斯，继索福克里斯之后的就是幼利披底。然而幼利披底一直活到了白里克里斯失势和死后的伯罗奔尼苏战争时期的那些黑暗日子里，他的剧本就反映了后一时期的怀疑主义。他同时代的喜剧诗人亚里斯多芬尼从一种健康而有限的常识立场出发，嘲笑了一切的主义；他特别咒骂苏格拉底，认为他是一个否认宙斯的存在并且玩弄着亵渎神明的伪科学的神秘教的人。
雅典曾被薛克修斯所占领，卫城上的神殿被毁于火。白里克里斯便致力于这些神殿的重建工作。巴特浓神殿和其他神殿的残迹使我们今天还感受深刻的印象，这些神殿就是由白里克里斯所修建的。雕刻家斐狄阿斯应国家的聘请，塑造了巨大的男女神像。在这个时期的末了，雅典成为希腊世界最美丽最繁华的城邦。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是小亚细亚的哈里卡那苏斯人，但是他住在雅典并且受到雅典国家的鼓励，他站在雅典的观点上写下了波斯战争的记录。
伯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成就，或许是一切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在那时以前，雅典一直都落后于许多希腊城邦；无论在艺术方面或在文学方面，它都不曾产生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除了梭伦而外，梭伦主要地是个立法者）。突然之间，在胜利和财富和需要重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可企及的，他们所产生的作品左右着后人直迄近代。当我们想到它的人口数量之少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异了。雅典人口最多的时候约当公元前430年左右，估计为数大约二十三万人（包括奴隶在内），而它四周的亚底加农村领土上的人口可能还要更少些。无论在此以前或者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在哲学方面，雅典仅仅贡献了两个伟大的名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柏拉图属于一个较晚的时期，但是苏格拉底则在白里克里斯统治下渡过了他的青春时代和早期的成年时代。雅典人对于哲学有着充分的兴趣，非常渴望谛听从别的城市而来的教师们。希望学习辩论术的青年人就去追求智者；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那些倾听外来名家言论的热心的学徒们，曾做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讽刺性的描写。我们下面可以看到，白里克里斯曾把阿那克萨哥拉引入雅典；苏格拉底就自认是从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学到了心灵在创造过程中的首要地位的。
柏拉图假设他的对话大部分是发生在白里克里斯时代的，对话录表现了富人生活的优裕景象。柏拉图出身于一个雅典的贵族家庭，他是在战争与民主还不曾摧毁上层阶级的财富与安逸之前的那个时代传统里面成长起来的。他的那些青年们无需工作，他们把大部分的闲暇都用于追求科学、数学和哲学；他们几乎都能背诵荷马，并且是评判职业诵诗者优劣的鉴赏家。演绎推理的方法刚被发现不久，并在整个知识领域对于各种或真或假的新理论起了刺激作用。在那个时代正象在为数很少的其他时代里一样，人们可能既有才智而又有幸福，而且还是通过才智而得到幸福的。
但是产生这一黄金时代的各种力量的平衡是不稳定的。它在内部和外部都受着威胁，——内部受着民主政治的威胁，外部受着斯巴达的威胁。为了理解在白里克里斯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简单地考查一下亚底加早期的历史。亚底加在历史时期开始时，只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小农业区；它的都城雅典并不大，但是它包括的人口是日益增多的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想要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去。人们逐渐地就发现种植葡萄和橄榄要比种植谷物更为有利可图，于是就输入谷物，主要是从黑海沿岸输入。这种种植形式比谷物种植需要更多的资金，于是小农便负了债。亚底加正象希腊其他国家一样，在荷马时代原是一个君主国，但是国王却变成了一个不具政治权力的纯宗教官吏。政府落到贵族的手里，贵族们既压迫乡村的农民也压迫城市里的工匠。早在六世纪时，梭伦就按照民主的方向实行了一种妥协，他的许多成就一直保存到后来比西斯垂塔斯极其后嗣们的僭主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作为僭主政治对头的贵族们已经能够支持民主政治了。民主的过程就使得贵族掌握了权力，正如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样，直到白里克里斯倒台时为止。但是到白里克里斯的晚期，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们就开始要求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同时白里克里斯的帝国主义政策—这和雅典的繁荣是紧紧联系着的—又造成了与斯巴达的摩擦不断增长，并终于导致了伯罗奔尼苏战争（公元前431-404年）；在这次战争里，雅典完全战败了。尽管雅典在政治上瓦解了，但是它的威信还继续存在着，并且哲学始终以这里为中心几乎长达一千年之久。亚力山大城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掩盖过了雅典，但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却使雅典在哲学上的地位依然至高无上。柏拉图曾讲过学的学园，其寿命比所有其他的学院都延续得更长久，它在罗马帝国皈依了基督教之后还又持续了两个世纪，成为一座异教主义的孤岛。最后在公元529年它才被持有顽固的宗教信仰的查士丁尼所封闭，于是黑暗时代便在欧洲降临了。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说”
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
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与东方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H.W.F.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
在希腊哲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古希腊史学
“诗史”与“纪事”
诗 史
西方的史学导源千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史诗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却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希腊人为了与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伊人争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霸权，兴兵围攻特洛伊城。通过十年的苦战，最后终于摧毁了特洛伊人的势力。对于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希腊人永志不忘。后来有些民间艺人，手弹竖琴，口吟歌词，在“国王”（“巴赛勒斯”）的宫廷中或群众集会上叙述希腊人在那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事迹。相传在公元前九世纪盲诗人荷马（Homer）把这些歌词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决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们是古代的民歌，在许多世纪中由人民的歌手口舌相传，经过许多增益和修改，大约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中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那里面，也可以想见到公元前十二世纪至九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爱奥尼亚的“纪事”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都所建立的殖民地爱奥尼亚（Ionia），因为地当海陆交通的要冲便于吸收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赫梯、波斯的古文明，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时发展为“希腊世界”中最先进的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开山祖、被称为“七贤”之首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40?548年），就诞生在爱奥尼亚的米利都（Miletus）城。爱奥尼亚是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的摇篮，在这里也产生了希腊的史学。
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后半期，爱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Logographers）。在当时，“纪事”（Logoi）已经成了一个专门术语，都是指一种有事实根据的报道，不同于神话或史诗，将人事与神事相对立。“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者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者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者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者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是有闻必录，还说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史学方法。然而，他们似乎也有一种确定的倾向，那就是竭力要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恶仗，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赖有大历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修昔底德约于公元前460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爱斯契留士、幼里比德、苏福克利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诡辩学派的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人，所以能充分认识到那次战争的重要性。他可能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列身戎伍。确实可知的是：他于公元前424年由雅典人推选为十将军之一，统率一支由七艘战船组成的舰队，驻泊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适因安菲坡里斯城失陷，他被诬贻误军机，有通敌嫌疑，他被革职并遭到放逐。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息影在色雷斯，一直注视着战争的进程，随时随地将之记载下来。直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他才遇到特赦，重返雅典。我们不能确知他究竟卒于何年，但不会迟于公元前395年。
修昔底德只比希罗多德晚生约二十五年，然而在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他们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诚然是一部杰作，但体例不纯，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而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查过的，然而即使费尽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宝笈。”这是何等科学的态度！这是何等远大的抱负！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才能不朽。
色诺芬及其著述
色诺芬（Xenephon，约430～354BC.）是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生于雅典的一个豪富之家，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曾做为将领率希腊雇佣军远征中亚。
作为历史学家，他知识渊博，曾著有《希腊史》、《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等书。在这些历史著作中，最出色的是那部描述他和一万名希腊雇佣军，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最后被迫撤退这一事迹的《远征记》。
色诺芬也是最早使用“经济”的人，他写过许多经济学著作，如《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论税收》等。他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称“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他认为，奴隶主的任务在于管好自己的庄园、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发现财物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他还看到了商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价格会上下波动。此外，他还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且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造得更多更好。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对货币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白银可随时购买商品，因此人们不会嫌多，如果有人觉得太多，可以把它贮藏起来。这为以后的学者研究货币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但其学说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
波里比阿与《通史》
在“希腊化”时期，最杰出希腊历史学家是波里比阿（Polybius，204—122BC.）。
波里比阿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罗城（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反抗罗马人进攻的战争期间，波里比阿曾被推举为希腊联军方面的骑兵指挥官，率众抗御罗马的侵略。因为抵抗失败，于公元前166年被送往罗马做“人质”，然而，当时罗马正盛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迅即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他受聘为后来成为罗马大将的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的师傅，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得以出入罗马的国家档案库，看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岁月里，罗马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他自己说道：“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的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种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致胜的？这些功业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事迹，一个人焉能无动于衷，嘿然无述！”波里比阿所著之《通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里比阿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他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哲学思想
米利都学派与希腊哲学的起源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本原，西文“哲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菲罗索菲亚（ philo — sophia ），意为爱智。对希腊人来说，智慧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希腊人的哲学思维是在古风时代形成的。按照古希腊思想家的看法，哲学的产生需要如下一些条件： 1. 惊异，即看到事物有惊异感，有提出问题、穷根究底的能力。 2. 闲暇，即有从事脑力劳动的物质条件。 3. 自由，即思考的自由。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奴隶制的发展，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缺乏系统、严格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伦理为希腊哲学的产生和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
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即对于自然界本身的探讨和解释，与人生没有关系。小亚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 7 世纪末— 6 世纪初）是第一位自然哲学家，他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一切生于水还于水，大地漂浮在水上。这种认识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创立了用自然本身的物质去说明自然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哲学史上他被誉为哲学之父。阿纳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11 — 546 年）沿着导师泰勒斯开辟的道路提出世界本原是一种抽象的无限，只有无限才能永恒存在，无限在运动中产生矛盾，如冷与热、干旱与潮湿等，这就把世界万物统一到一个相同的概念之中，比泰勒斯把许多不同事物抽象到一个具体概念中有了很大进步。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公元前 6 世纪中期前后）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空气，它的膨胀和收缩产生了世界万物。一切都在永恒的空气中发生和转变，其中也包括神灵。这三位早期哲学家均是米利都人，且保持着师承关系，因而被称作米利都学派。公元前 5 世纪初，波斯毁灭米利都后，米利都学派也随之消失，但这一学派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泰勒斯等人力求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现象根本原因的做法开创了一种与神话和宗教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为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
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
继米利都学派之后有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中期）是萨摩斯岛人，后移至南意大利。毕氏是目前所知的头一个使用“哲学”一词的人。他自栩为爱智者。在他看来，有人活着为名，有人活着为钱，还有少数人不为名不为利，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专注于思考自然，增加才智，做智慧的人。这种人就是哲学家。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把哲学视为一种人生方式和高尚的境界。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在寻找世界万物本原和变化动因时特别强调数，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之本。由数而有形，由形而有物。数比米利都学派所倡导的物质本原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如万物可以量化，一个苹果，两张桌子，三个人等。毕达哥拉斯的这种用事物属性数字来说明一切的做法并不成功，但却表明人的抽象思维已达到了普遍性和规定的高度。在用数来解释世界的同时，毕氏还发展了由米利都学派最初提出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赋予数更多的含义。他认为有十类对立物，如奇数和偶数，右与左，雄与雌，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的和谐统一就是数的和谐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和谐统一，把它作为其哲学的最终追求。他们本身也是这样实践的。他们用苦行来力求达到完美的做人境界。这种和谐论在社会领域有很大市场，代表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的一种态度，即中庸、调和思想，在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有相当影响。
毕达哥拉斯像
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同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同，赫拉克利特是位脱离社会政治活动的古代专业哲学家。他虽出身名门，也无痛苦的政治失意经历，却甘心过一种淡泊的生活，全身心地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他的关于世界基质的重要论断继承了米利都学派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他不是由任何神或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照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规律，他把这一规律称作“罗格斯”。罗格斯易于隐藏，大多数人对它视而不见，但又随时遇到。人们智慧与否的衡量尺度就是能否认识罗格斯。博学的人不是智人、哲人，因为他们只是博闻多见，掌握了感性知识。智慧的人照真理行事和统治，懂得驾驭一切事物的洞见。这样他就提出了普遍规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认识能力的命题。赫拉克利特思想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地方还有辩证认识。他的著名格言有一切皆流，一切都在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等。而一切转变都有一定的尺度或条件，都是由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冲突、斗争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出的一种结合与和谐。和谐受到破坏便转化为新的事物。这些思想是对辩证法的极妙说明。
赫拉克利特像
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由爱利亚派明确表达出来的。毕达哥拉斯的思想虽有唯心的成分，但分野并不清晰。爱利亚派得名于意大利南部岛屿爱利亚，其代表人物为巴门尼得（约公元前6世纪或5世纪人）。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两种认识观，认为一切皆流之类辩证认识只是感性认识或经验认识，没有从思想上说明道理，因而只是一些假象。把握真理必须同感性经验相脱离，依靠纯粹思想、逻辑思维。只有思想是真实的，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这种主客观相分裂的认识标志一种与原始朴素哲学不同的新哲学形态，即逻辑思维的出现。巴门尼德头一个明确划分出思维与存在的区别。他认为世界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的主体认识，另一部分是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在主体认识方面又分作两种，一为感官经验，巴门尼德称之为意见；一为思想认识，巴氏称之为真理。他的哲学思考就建立在两种认识的对立基础上，而不是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在他看来，真理性认识表现在“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绝不是赫拉克利特那种既存在又不存在，一切都向自己对立面转化。他认为赫氏的这种思想只是意见，是虚假的感觉。他还认为我们经验感受到的
外部世界千变万化，处处呈现出不真实。与之对立的必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纯粹的存在，它只能通过逻辑思维去发现。所以人的精神思维就等于纯粹的存在。巴门尼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最早的主要代表，他的思维方式使希腊哲学到达逻辑思维的新高度。
由于爱利亚派的出现，哲学解释上的唯物和唯心、运动和静止的分野开始明确化。唯物就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唯心就是认为人的思考法则即逻辑思维规律高于物质存在，客观存在需要思维来确定，思维不通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基本的分歧贯穿着西方哲学的始终。
在巴门尼德之后，就唯物论而言，最杰出的人物是德谟克利特（约460—370BC.）。德谟克利特是色雷斯阿布德拉城人，一生著述宏富，但所传不多。他的哲学的基本内核是原子论。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物质，内部无空隙，不再可分，构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原子和原子之间只有量的多少，无质的差异。如太阳和月亮均由光滑和球形的原子组成，灵魂也由此构成。“没有东西能从无中所生，也不能消失于无”。各种物质现象的变化、生灭均由于原子在空间的排列不同所致。原子论把唯物主义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摆脱了过去唯物主义的感性色彩，如空气、水等，找出了超感性的物质概念。德摩克利特的虚空是个更具创造力的概念。他并不认为原子充满宇宙，而认为在原子与原子之间、原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之间有很多空间，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条件。因为空间
德谟克利特像
只有处于虚空状态，事物才可置身其中。虚空中的原子运动以旋涡形式进行，原子在旋涡中机械位移，排列组合，从而产生世界万物。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第一次给作为一切现象的基础的物质提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物理学上的本体概念，理论的严密性和确切性超过前人，因而他的哲学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高峰。在德谟克利特之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趋向没落；而唯心主义哲学则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发展而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469—399BC.）是开创希腊哲学研究新方向的划时代的思想家，他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专门探讨人类的心灵智慧与活动能力，注意政治、道德、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人的生活领域竖立起一座真善美的理想宫殿，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追求，却显示了人类在精神上的勇敢探索。从此人自身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希腊哲学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高峰。苏格拉底是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儿子，出身贫寒，但崇尚知识，多方求学，逐渐成为具有全面文化休养的哲学家。他述而不作，没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主要是由他的两个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得知的。他认为放弃对人自身的探讨而去研究自然是愚蠢的，是不守本分。所以他的哲学追求便集中在认识人自己上。他提出的命题围绕人的精神修养，比如什么是幸福、美德、真理、正义等等，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最严肃的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在雅典法庭受审时曾对同胞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因此他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的讨论虽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但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如辩证的认识，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反面转化。再如讨论中的问答方法，即辩证法最初的涵义，通过反复问答，揭示对话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来达到正确认识。他强调知识的作用，强调理性，要求人们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外界事物，发现真理，并提出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确立了一系列概念范畴。他的思想对后世西方哲学有深远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柏拉图（427—437BC.）出自雅典贵族家庭，生逢希腊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曾力求用自己的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后致力于教书育人，留下大量著作，主要作品以对话体写就，著名的有《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美如此，真与善亦然，一切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有理念。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柏拉图否认现时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他的哲学认识论却成为西方唯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
亚里斯多德（384—322BC.）是集古希腊科学文化知识之大成的渊博学者，哲学是他最擅长的领域。他师从柏拉图20年，一度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后回雅典办学，著作传说达千卷之多，大多散佚，现存162卷，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范畴篇》等47部，其中有些作品，可能是赝品。他是现代许多科学门类的奠基人，哲学到他的手里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他的著作中，希腊哲学的爱智与深思精神被发展到顶峰。他的哲学与他的导师柏拉图的关系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其中的批判要多于继承。他有句科学认识史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反映他的真理高于一切信念。他的哲学认识论是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的。他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人们的认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知识。他把柏拉图的理念比作一种拟人的神灵，正如神是神化了的人一样，理念则不过是永恒化了的自然物体。在批判柏拉图理念的同时，亚里斯多德确立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原因论。他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系由4种原因所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这不仅表现于人工的制造物中，而且表现在自然万物的产生之中。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能的推理原理得出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或者称之为神。但这个神在亚里斯多德眼里实际是一种以精神为实体的东西，现实的思想活动是神的生命。在这里，神不过是一种探索不已、往复追询的代名词。亚里斯多德还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他把逻辑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他的研究便是先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通过严密分析、归纳、概括、推理而得出结论。这就与柏拉图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神密方法明显有别。
希腊化世界的哲学
在马其顿统治以后的希腊化时期，由于强权的威压，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持续动荡，哲学思想趋向抑郁、消沉，缺少对社会的关心，注重心灵的恬静，形成一些打有时代鲜明烙印的思想流派。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270年）是晚期希腊唯物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他是雅典移民的儿子，长期在雅典任教，在哲学认识上独具慧眼。他继承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但在具体解释上有所不同。他认为原子不仅如德摩克利特所说有形状和大小的区别，而且有重量的差异。原子在自上而下垂直降落时会因原子内部的原因发生脱离直线的偏斜，与其它原子发生冲撞，由此结合成世界万物。他还认为灵魂是物质的，由呼吸与热之类的微粒组成。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导者，感觉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感觉无所谓错误，它始终是真实的，错误在于人们对感觉所做的解释与判断的偏差。他的人生观比较消极，认为快乐就是善，是人的最终目的。但他所指的快乐并非肉体感官的娱悦，而是指身心没有痛苦和纷扰。他主张人们在追求个人的欢娱享受时要以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原则，国家的宗旨则是保障公民的生活幸福。
与伊壁鸠鲁派同时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派别是斯多葛主义。它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公元前 335—263年）。芝诺年轻时就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移居文化中心雅典，长期在市内的画廊向游览者宣讲自己的思想。争取到许多信徒，人们于是把这一流派称作画廊学派。而画廊的希腊文音译是斯多葛，故有斯多葛主义一说。斯多葛主义一直流行到公元6世纪，其间内容发生过不断演变，唯心论的宿命论色彩越来越浓厚。早期斯多葛派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如在自然观上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于火，随之有气、水、土其它元素，最后一切为火所灭，开始新一轮的往复循环。这种火的本原说以及循环论的思想与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相同。在认识论上他们支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知觉是外物在心上造成的印象，对业已获得的知觉进行回忆就形成观念。他们也同意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是发展运动的观点，但又认为运动的决定因素或者说动力是世界理性，这是一种严格的必然性，实际就是命运。所以斯多葛派在社会人生方面宣扬克己修身、恬淡寡欲、服从命运的哲学，唯一的善就是德行。
希腊与哲学的命运 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象歌德（德国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象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Hellas——希腊，作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从事哲学，而且从事此中，较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们就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象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项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那些野而未驯的后代的贡献；他们后代正值桀傲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结而成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象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更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如果象我们今天那些道学市侩所想象的，当时的希腊人不过是冷静世故的技匠和乐天善感的人，或者象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是沉溺在自我的迷雾中，深深吐纳而深有所感，那么，哲学的源头就决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沙滩或蒸发成雾的小溪，决不会再有翻涌着骄傲的浪花的波澜壮阔的江河，而在我们眼里，希腊哲学正是这样的江河。
希腊民族与典型的哲学头脑
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然而，倘若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摆放到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古波斯拜火教创立者Zoraster）与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本原的古希腊哲人Heraclitus）并列，把印度教信徒与爱利亚学派（主张有不变本体的Eleatics）并列，把埃及人与恩培多克勒（坚信灵魂不灭的mpedocles）并列，甚或把阿那克萨哥拉（宇宙二元论者Anaxagoras）置于犹太人中间，把毕达哥拉斯（讲求宇宙的和谐秩序的Pythagoras）置于中国人中间，那实在是一个奇观。就具体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是外在于希腊人本性的，只能给希腊人带来祸害云云，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的一般想法。 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象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追寻哲学的开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是可观的。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肯定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追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那些人又自以为我们那些亚利安人对独一的天穹的信仰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
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较诸对知识的仇恨同样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由于对生命中所有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这就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必然性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B 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象。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专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就只有他们仅仅为了认知而生活。他们都拥有古代人那种独具德性的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至为微妙且至具可能性。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构成了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所称的，与所谓“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象在他们的个性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它们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最终会发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就是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的异彩。
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赞许，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构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
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许忖测，当是时他们是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所作的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象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
对于哲学家在一种风格统一的真切的文化内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处境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象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象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这种文化不是现成的，那又如何呢？那么哲学家就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在幸运的情形下，他也许能象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
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是宗教和神话，哲学脱胎于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世界各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并且，这三个民族的哲学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诞生的。本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H.Jaspers）把人类精神的这一突破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约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轴心时代在中国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其间产生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最早的哲学文献《奥义书》和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佛教典籍。希腊哲学的诞生和繁荣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虽然这三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宗教的背景，但它们与宗教联系的密切程度各不相同。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为紧密，它可以说是对宗教（婆罗门教、蓍那教和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致思辨和系统论证。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不紧密，它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产物。中国哲学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它对宗教的态度可以说是若即若离，无可无不可。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作比较。从表达思想的方式和风格来看，希腊哲学的方式最为思辨，充满着论辩、推理和证明等说理方式。印度哲学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说教，因明学是宣讲教义的工具。中国哲学较多地采用警句箴言、引证比喻，这些表达方式介于说理与说教之间。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称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但他又说：“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 [1]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希腊哲学的特质归结为两条：一是非宗教的精神，一是思辨精神。抓住这两条，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节 希腊哲学的非宗教精神
希腊神话世界观的特征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希腊人最初是以神话来理解和反映他们周围的世界的，他们构造的神话在各民族的神话中最为完整和系统。希腊神话所表现的世界观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自然力和社会活动的人格化。希腊神话表达的是自然神的多神崇拜观念：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以宙斯为主神，每一位神专司一种自然现象，比如，日、月、星、雷、河、海都有专司之神。后来又出现了执掌人类活动（如战争、畜牧、农业）和代表人类特征（如命运、正义、善，恶）的神（或由原有的自然神兼任）。这样，自然的运行和人的命运全部归之于神的主宰。
第二，神人同形同性。奥林匹斯诸神与凡人有着相同的体态相貌、七情六欲；神以及神与人共同生下的英雄具有人的一切恶行：欺骗、虚荣、贪色、嫉妒、复仇、争斗。他们的个性十分强烈，行为受灼热而不可遏制的感情与意志支配。神随心所欲地支配着自然，诸神争斗的结局决定了社会进程和人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没有自身的秩序和规则，在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只是神的情欲和意志。
第三，迷狂的宗教精神。希腊神话对神和英雄的激情和意志的无度的推崇，激发出迷狂亢进的宗教追求。崇拜酒神的奥尔弗斯（Orphous）教派突出地体现了希腊神话的黑暗面。按该教派教义，万物起源于黑夜女神，黑暗的混沌产生出代表爱欲神的生殖力的蛋，从中产生出万物。为了归复万物的亲缘力，奥尔弗斯教派通过黑夜中酗酒、颠狂的活动，追求脱离肉身、欲死欲仙的神秘体验。虽然奥尔弗斯教义只是希腊神话世界观的一部分，但据今人研究，它到公元前4世纪时已被运用于所有宗教仪式，奥尔弗斯教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鲜明地反映了神话世界观原始特征和非理性的迷狂精神。
第四，生成演化的世界图式。希腊人从来没有“从无到有”的创世观念，神的意欲行为和自然的生成变化被不加区分地交织成一幅世界图式。早期的荷马神话用“命运”来概括神也不能逃脱的决定性。后期出现的赫西俄德的《神谱》以谱系形式，描述出世界生成的过程：首先生成的是卡俄斯（混沌），然后是地神该亚、冥神塔耳塔罗斯和爱神厄罗斯。接着，从卡俄斯中产生出明亮的厄瑞玻斯和夜神倪克斯，两者结合生出太空神埃忒耳（以太）和白昼神赫墨拉。该亚则生出覆盖她的星空神、山神和海神等。 [2] 希腊神话的世界生成图式对后来的希腊哲学的宇宙生成论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图式以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为基础，用人类的生殖力比拟自然的生成，它只是安排了自然物的时间次序，并没有表达自然界的内在联系、活动秩序和变化原因。
希腊神话自公元前 9世纪始已成体系，希腊人用它解释自然界和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指导宗教和道德活动。这个自满自足的世界观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直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第一批哲学家才开始寻找比神话世界观更为合理的自然观和道德原则。
希腊哲学的背景和环境
希腊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思考。为什么人们不满足于神话世界观而开始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呢？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希腊半岛土地贫瘠而多山，随着人口繁衍，希腊人只能向海外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和岛屿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公元前 6世纪波斯自东向西入侵，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西渐，医学、历法、度量衡、算术、天文等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传到希腊地区。外来文化和自身积累的经验技术相结合，孕育出新思想的萌芽。
希腊人是航海的民族，希腊人在从事海外殖民和贸易的航海活动中很容易发现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性。试想：茫茫大海上一叶扁舟，面对海天一色的空阔，观望星移斗转的天穹，这样的自然环境怎能不激发出对自然奥秘的遐想？一旦人们知道经验观察可以发现规律，并能作出正确的预测时，他们眼里的世界就不再是受外部力量任意支配、变化无迹可循的现象；人们开始有了变化的观念，有了秩序和原因的观念，并且认识到，秩序和原因就在运动变化的事物之中。
自然哲学的基本观念
早期哲学家思考的“自然”（ physis ）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总和的自然界，它的意义接近于现代西文中的“本性”(nature)，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后来明确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 [3] “本原”（arche）是自然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它的本义是“太初”。希腊哲学家认为，最初存在的东西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因此，事物的最初状态或者是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或者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缘由。“本原”的这两层意思分别被译作“基质”(Urstoff--德文)和“原则”(principle)。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界相当于希腊人所说的“世界”或“宇宙”（ cosmos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总和，更重要的是指这些事物的秩序。“本原”和“宇宙”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在于，宇宙是本原(最初状态)分化演变的产物，本原(基质或原则)是在宇宙内部起作用、并赋予宇宙万物特定的秩序的原因。自然哲学是对世界本原和宇宙整体的探讨。
早期自然哲学界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后来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最高原则。什么是本原？这是一个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希腊哲学家普遍相信，最高原则是唯一的、永恒不变的，但又统摄着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因此，在对本原的探讨过程中，他们又提出了一与多、静与动、变化与永恒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虽然提出不同的本原学说和宇宙图式，但是，他们的观点都具有与神话世界观截然有别的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认为自然是非人格的本原。虽然有时自然被等同为神，但这不是神话里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而是统摄世界的最高抽象原则。并且，作为本原的自然是运动变化的自因，就是说，世界依其本性而变化，并不受外在的神的任意支配。出于本原的运动是有序的变化，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具有内在的必然原因。秩序和原因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被发现；即使那些认为本原只能为理性思辨所把握的哲学家，也承认感性经验的表象和验证作用。这种看待和研究世界的方式，与神话的虚构、传说和笃信的运行方式大相径庭。自然哲学家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的原因和秩序，这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他们不仅是最早的哲学家，也是第一批自然科学家。当今的科学如此昌明，科学精神如此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自然哲学。西方哲学绵延不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这个充盈的源头。
第二节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
诧异与思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4] 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对普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诧异，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他们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实用目的，而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满足。他们常常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据说，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斯只顾观察天象，没有注意脚下，跌入坑里。一个女奴嘲笑说，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身边的和地上的事情。柏拉图反其义而用之，说这句话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亚里士多德则对世俗的嘲笑加以反讽，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泰利斯为了反击哲学无用的世俗偏见，用观测天象得到的知识预测气象，知道来年橄榄将丰收，于是事先租赁了全部的橄榄榨油作坊，等到橄榄丰收时，再把作坊以高价租出，结果获得一大笔利润。亚里士多德的结语是：“这件事表明，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5]
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希腊文“闲暇”（ shule ）派生出西文“学校”（ school）。学校是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希腊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线。哲学的职业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希腊哲学思辨的特点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五：静观，辩证，演绎，理智和实践。
希腊哲学是静观的。首先使用“哲学”这个词的毕达哥拉斯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努力竞技的运动员，也有静观人生场景的观众；哲学家就是静观者。造成哲学家静观态度的原因是，他们所思辨的对象是变化世界的不变的本原，是杂多现象的单纯本质，是流逝往复事物的永恒原因；希腊人的哲学观念是：杂多的、变化的、暂时的对象是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只有单纯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存在。希腊哲学家习惯于用不变的原则统摄运动变化的世界，万事万物都被归结为静止的、永恒的存在。希腊哲学的这种静观特征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毋宁说，它反映的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希腊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变化变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们需要宁静的状态，在静观思辨中达到宁静和平衡。尼采首先看出了希腊文化中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把它归结为追求变动和苦难的“酒神”和追求静止和快乐的“日神”这两种精神的对立，他把希腊哲学视为日神精神的反映，这是很有见地的。
希腊哲学的基本范畴，如，一和多、静和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永恒和变化、存在和生成、原因和结果、纯粹和杂多、理智和感觉、形式和质料，等等，都是对子。对子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原义为对话，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倡，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发展为辩证推理。不论辩证法采取对话的形式，还是采取推理的形式，它都是对两种相反的意见所作的分析和综合，最后达到统一的意见。辩证法是用一统摄多，以综合克服矛盾的艺术。辩证法的思维不仅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以对立的一方为中心、以另一方为边缘的一元中心论。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把希腊哲学的这种传统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 logos )就是理性。希腊哲学的理性特征是二元对立与一元中心的统一。
希腊哲学的样板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柏拉图创办的学园的门楣上刻有“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的警告。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都是证明科学，而证明科学的最高成果是几何学。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虽然包含有归纳的成分，但它的基本形式是演绎。演绎逻辑是几何公理体系的形式化。希腊哲学中的论证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形式的论证都是逻辑推理。甚至一些诡辩也可被还原为三段式。比如，柏拉图曾记录了智者尤苔谟斯和狄奥尼索德鲁则如何用诡辩击败了认为“学习者比不学习者更聪明”的人。下面是他们和一个孩子之间的对话：
“当你正在学习的时候，你的处境和你不知道你正在学习时的处境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当你不知道你所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你有智慧吗？”
“根本没有。”
“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是无知的吗？”
“当然。”
“因此，在学习你不知道的东西时，你处在无知状态中。”
这个孩子点头表同意。 [6]
这一诡辩有下列的三段论形式：
大前提：你所学习的是你所不知的。
小前提：你所不知的不是智慧。
结论：学习者没有智慧。
严格地说，这个三段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用这个事例说明，三段论演绎是希腊哲学论辩的普遍形式。
“理智”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理智”即希腊文的“奴斯”（ nous ），又译作“心灵”(Mind)。希腊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朽等宗教观念，希腊哲学中保留有这些传统观念。但“理智”的观念却是哲学所特有的。第一个雅典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首次提出，心灵是万物运动的本原，苏格拉底对此大加赞赏，再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理智主义最突出、最明显地体现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与传统宗教的“灵魂”观念相比，理智更纯粹，有更高的思辨性，而无人格的禀性。希腊哲学家认为，理智是无形的、纯粹的实体，它推动万物而不被任何事物所推动，弥漫于世界而能保持自身的统一。当理智与人的灵魂相通时，它构成了灵魂的纯粹部分，统摄着灵魂的一切活动，不但认知活动，意志、欲望等也应受理智的支配。按照传统的灵魂观，灵魂只是有形体中的能动力量，灵魂并不与身体相分离、相对立。哲学的理智主义使得身体和灵魂、感觉和理性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由此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灵魂以外的理智如何作用于人的灵魂？理智如何支配异己的身体？纯粹的理智活动与感觉、意志、欲望等与身体有关的灵魂活动有何关系？无形的理智如何认识有形的外物？等等。当希腊哲学家乐而不疲地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们似乎接触到内心的最深处，世界的奥妙处。他们的纯思辨活动创造出了这个纯粹精神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又反过来吸引、推动着纯思辨的步步深入。
希腊哲学家虽然推崇为知而知的纯思辨，但也并非不关心实践。“实践”（prasis）一词也有“实用”的意思。希腊哲学家都以“善”为价值取向，善是好处，当然有功用实效。当希腊哲学家说明哲学的非实用性时，他们否定的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官能享受方面的实用性，他们既不否认哲学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实用性，又不否认哲学对于公众物质 生活的功利性。“实践”一词的另一特殊含义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活动。
希腊哲学家把追求智慧的思辨作为神圣的活动，它使人获得神的知识，使人接近神。苏格拉底宣称，他是赋有神灵、传达神意的“牛虻”；柏拉图说，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的“狂迷”；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是神学，哲学思辨表达了人性中的神性，哲学家的生活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的顶点。这些话表达了一种理性的宗教观，或神化的哲学观。
哲学的实践精神还表现为理性伦理学。除犬儒派和昔兰尼派等少数人外，希腊哲学家都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理性，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理性，意志和欲望应当服从理智，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美德的规定性来自理性。苏格拉底的名言“德性就是知识”表达了理智主义的实践精神。
哲学对于希腊城邦政治和后来的罗马大一统政治尤其重要。自从苏格拉底发出哲学家要关心人事的号召以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务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既是现实政治的总结，又为政治实践指引了方向。
应该承认，希腊哲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第一位的。希腊哲学的思维秩序是这样一个等级：个人思辨 →个人实践 → 公众实践。实践是思辨的结果和效用，它的确切含义是实践理性，个人实践又是公众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哲学的政治功用只是个人思辨的间接结果和效用。中国哲学则不同，它把希腊哲学中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东西放在首位，个人修养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框架里展开。有人说，中国哲学重实践，而希腊哲学重思辨，这是有道理的。需要补充的是，无论中国哲学，还是希腊哲学，都兼有思辨和实践，只是两者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的地位不同而已。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页
[2] 赫西俄德：《神谱》， 116-130
[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200b 12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980a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59a 15
[6] 柏拉图：《尤苔谟斯篇》， 278 a-b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述评
哲学王的思想是《理想国》（以下简称《理》）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柏拉图（以下简称柏）写作本书的意图之所在。本文意欲简要地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逻辑以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下简称《开》）一书中波普尔（以下简称波）对这一思想的批评，最后是我的一些想法。
（一）哲学王思想的内容：对该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本书的从第五卷后半部分中对哲学的论述到第七卷的篇幅中。“只有在某些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P251）简言之，哲学家作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便是“哲学王”的政治主张。也即，是谁应当统治者以及统治者应当符合何种标准的问题。当然，这一主张是与柏对世界本质看法的理念论、哲学本身的特性、哲学家的特性以及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即统治者变成哲学家）等等问题的论述紧密相联的。前面三个方面是该思想的逻辑基础，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论及；最后一方面即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问题是“哲学王”主张应有的组成部分，所以先在本部分简述。有关哲学家的职责，柏强调了两点：优生、教育及制定法律。优生方面，即由他们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最后一方面，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理》P233）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二）哲学王思想的逻辑：1，对世界的看法。柏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事物本身和事物的影像；可知世界主要是指理念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形式、存在本身。可知世界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从假设出发，经过理性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二，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为理念，即“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理》P270）2，对认识活动和灵魂状态的看法。“善的理念”，具有最高性，它指导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及对事物背后的理念或形式的认识为“知识”；其它的只能叫“意见”，即是对千变万化的可见世界的反映。与此相对应的是灵魂的四种状态：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理》P271）3，对哲学的看法：哲学就是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通过辩证法研究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之学。只有哲学才能引领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本身。 4，对现存政治状况的看法：现存的政治是愈发堕落，离善的城邦理念越来越远；加之哲学家不能受重用或哲学家的独善其身，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试图去挽救它们或者重新建立一个最接近于城邦理念的复制品。5，对哲学家的看法。哲学家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他们不热爱权力。但是出于对城邦的责任，在统治者请求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出马为新城邦的建立出谋划策。也只有他们才能按照理念本身在人间制造出它的复制品。因此，哲学家应当作统治者全面管理城邦事务，包括对后继者的培养；以此对抗城邦的衰退。
（三）波普尔的部分批评：
波对这一政治主张极力反对。他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
波认为，柏提出的“哲学王”的概念时，“诉诸集体功利原则是终极的道德思考”。（《开》P253）其中哲学家作为"热爱真理的人"这一点在柏的主张中具有很不诚实的特点。波举出了柏著作中"高贵的谎言"一说来证实这一论点。哲学家可以不相信真理；相反，他们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采取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这表明哲学王的提法具有功利主义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波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家并不是热心的真理的追求者，相反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开》P265）。其原因主要有两类，即跟国家基础有关的功能和跟国家的保护有关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为城邦制定法律。由于只有哲学家才能通过辩证法看到国家的神圣形式或理念，因而也才能作为“制度的画家”制造出该理念的复制品。这里贯穿着一个信念“一切持久的事物（即与善的理念相接近的事物）都是善，而一切导致腐化与堕落的都是恶。”实际上就是说社会变化就是恶，由此可见，柏“对智慧的态度并不能使我们超越他的阻止社会变化的观点”。（《开》P269）而柏之所以强调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不过是因为哲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权威。由于哲学可以引导统治者们看到善的理念和最完善城邦的形式，统治者便拥有了神秘的外衣，这就“给统治者打上了印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开》P271）波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波对哲学王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同时，只有一位在纯粹数学（包括立体几何）、纯粹天文学、纯粹教育学以及在辩证法中取得至高无上成就的人，才能符合哲学王的标准。只有他，才能了解数学优生学和柏拉图数的奥秘，才能让他们享受人类堕落之前所享受的幸福和欢愉，并替他们保持。经过分析，波认为“通晓真正的护卫职位的奥秘、掌握破解其钥匙的，除柏拉图外别无他人”，（《开》P284）这就意味着，柏通过《理想国》意欲表明哲学王就是他自己，而该书就是他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这一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波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事实，即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开》P289）；在此，波对柏的人格进行了质疑。如果此说成立，这将是对柏最大的揭露和批判。
在哲学王的培养上，波认柏强调的出身论是“种族主义”（《开》P260）。在柏看来，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诸成员的“本性”，他们、他们的种族乃至子孙后代的“本性”反过来又受到个人主义教育的邪恶及更为重要的种族退化的威胁。所以如果没有那些在对优生学至关重要的学科里受过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国家将要迷失方向。在“数目与人类堕落”的故事里，柏告诉我们，退化了的护卫者所犯的最大也最致命的过失之一，就是失去了对优生学，对监督、检验、提纯人种的兴趣。（《开》P283）在“领导的原则”这一章中，波对此问题也有批判。波认为，哲学王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而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等之下，所以政治生活中应该接受的原则是：“我们要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开》P231），当然，我们也应想办法得到最好的。因为“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开》P250-P251）同时，“当柏拉图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同领导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时，他使其（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变得彻底地讹误和迷乱”，（《开》P238）这不仅是对教育的戕害——“不仅危害科学精神，而且危及心智的第一生命，真正生命”，（《开》P249）也使政治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在哲学王的问题上，波认为柏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爱智慧者，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是认为自己占有了真理。（《开》P243）柏要求聪明的人（完全合格的哲学家）应当统治，并进而宣称聪明的统治者足以聪明到凭其聪明来选择最优秀的人作他的继承者。然而这是很不现实的，柏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因为许许多多还将依赖于不能控制的环境；一起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破坏国家未来的稳定。（《开》P245）总而言之，柏的政治纲领更多地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他想通过对领导权的制度控制来阻止变化。这种控制将是教育方面的，依靠权威主义的认知观--依靠博学专家的权威，以及“被证明是正直诚实的人”。（《开》P251）实际上这也是波对哲学王思想的评价。（四）我的一些想法：尽管泰勒说：“如果我们忘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总汇……而是一部由一位雅典人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我还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政治主张。且不谈他的这一主张与他整体主义、规划主义的政治观的一致性，我只谈对该主张本身的几点看法。首先，这样的政治主张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实施。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哲学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的自负，这是应首先予以批判的。其次，柏的观念中完善的城邦理念实在无法让常人理解，他也不让常人理解。如果他心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完美的图景，他这样作也显示出了他的知识霸权心态；如果他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幅图景或者他并不真正信仰它，我们也就只能说他是在故弄玄虚甚至是欺骗。其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应有个限度问题。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地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顾准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诚然柏拉图的时代与顾准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如果我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解读柏拉图，我仍然会赞同后者的观点：柏拉图的最高的"善"的理念与他的政治主张应分开来看；评价的尺度也应是它是否有利于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的生长。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偏见”，但我不认为应当放弃这种偏见。因为一切思考都应与我们现实的生存有关。
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活动
法国历史学家福斯泰尔·德·库朗日（ Fustel de Coulanges ） 1885 年 所著的《古代城邦》，研究宗教在希腊、罗马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名噪一时，对 19 世纪史学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书中认为，宗教是古代家庭和城邦赖以生存的基础。下文便是作者对雅典居民宗教生活所作的详细描述。
当然并非只有罗马人才畏惧神祗，希腊人对神明同样战战兢兢。罗马人及希腊人，当初都以宗教为纽带，而结成社会群体；原初的宗教熏陶和培育，在他们身上留下深深烙印。众所周知，斯巴达人相当谨慎：出门远行必选望日；遇战事必先宰杀牛羊，反复求神问卜。再紧迫之事，即使一切已准备就绪，只要一有不祥之兆，便及时罢手。雅典人的性情为人，与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相去甚远，在敬畏神明方面却颇类似：每月的第一周，雅典军队绝不与敌交火；每逢战舰出海，海神帕拉斯（ Pallas ）的牌位必定漆得一片金黄。
帕忒嫩神庙
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说过，雅典的宗教节日比任何希腊城邦都多。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感慨良多：“雅典不但庙宇多，神灵的牌位多，奉献的祭品和节日的朝拜也多。一年到头，天天因节日而为神明大摆筵席，供品上插满美丽的鲜花。”柏拉图亦直陈：“我们不仅祭品送得多，朝拜的队伍也花团锦簇，隆重异常。”总之，大庙小庙遍布雅典地区。庙内所奉祀的神祗，有的保佑城邦，有的保佑部族，有的保佑家庭。每幢房屋就是一座神庙，每一寸土地都有一座神圣无比的坟茔。
雅典人一向情绪多变，反复无常，思想天马行空；可是对于旧传统，旧礼俗，向来谨守不渝，丝毫不敢懈怠。祖先和古代的英雄是他们主要信仰的对象。他们敬
阿波罗神庙
畏死人，每年新谷一登场，第一件大事就是以之祭祀先人。平时对待先人恭谨有加，不敢有半句不敬之词，生怕引起先人“不快”。总之，既往一切，对雅典人来说都神圣无比。每家都有代代相传的记事簿，上面记载先辈所确定的礼俗和规章。这些礼俗和规章成了后辈的信条，不可逾越。若有祭司在神圣的祭仪中加新花样，结果必是罪不容赦。某些礼规虽然毫无道理，仍代代恪守不误。
“哑剧节”（ Oschophories ），这一天，人们模仿修芯斯回到阿提卡的情景：一名传令官手持赫耳墨斯神杖，先仿照古例，在杖上绕花环，然后发出忒修斯当时可能会发出的声响，排成朝的队列，每人手上托着一套据传忒修斯穿过的衣服。
雅典还有这样一个节日：每户都要在这一天熬一锅菜汤。此习俗流传甚久，意义何在谁也不明究竟，可是家家照做不误。
宙斯神庙遗址
罗马人和雅典人都有“忌日”之说。每逢忌日不能嫁娶，不能有商业活动，公民大会不能开会，法庭不得审理案件。因此，每个月 18 日和 19 日就成了人们净化心灵的日子。在普兰特里节，人们还得把城内大的神明雕像用布遮盖起来。更有甚者，在雅典娜节，人们除了遮盖雅典娜，还得抬着神像排队转上一大圈，不论男女老少尊卑皆要参加。此外，每遇荒年或久旱不雨，或是瘟疫蔓延，还要举行各种仪式祈求上苍，为城邦消灾弭祸。
罗马有所谓的“先知预言集”，雅典也有其“神谕集”。市政厅内供养一批能预卜未来的“道人”。大街上，“算命先生”、祭司和“圆梦者”随处可见。雅典人十分相信所谓征兆。如果做事当儿，打个喷嚏或耳内出现轰鸣，这事也就断乎做不得了。雅典人在出海前总要占卜求签，问个凶吉。要是病了，一定会在脖子上挂个护身符。公民大会虽然隆重，只要有人说天空出现不祥之兆，却立刻就散会。正在进行的祭祀，一旦被某个坏消息打断，就必须重新开始。
雅典人在开言之前，必先祝福一番。大会发言大都先要祈求本城邦所供奉的神明，然后才能转入正题。若向民众讲话，则必求神降示。即便是大演说家，讲话时，也必是张口女神谕旨，闭口女神降示。……
每逢雅典娜节。雅典全城便沉浸在对雅典娜的崇敬中。节日中最隆重的仪式是市民列队向卫城进发，给雅典娜送上一套新的衣装。动人心弦的仪式，队伍随宗教乐曲的节奏，走到神殿前，等待诸神在奥林匹斯山的欢宴结束后，来接见他们。上图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的雕塑就是表现的当时虔诚之至的朝拜队伍。
古代希腊罗马的国家审计
19世纪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按人口比例而言，乃为最卓越、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一支”。他和革命导师恩格斯都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当时是进步的。
审计监督制度就是这套内容丰富的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内部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没有国王，官僚及官僚风气相对较弱；按抽签选举制选举官吏，并按轮番执政制掌管政权。当时，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才一年多时间。今年为官，明年为民。所以，这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哪个当选的官吏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盘根错节的势力网，谁都不敢专断朝政，骄奢横暴，无论是谁，都要过几道“关卡”，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任寅虎张振宝：《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p.45.）
第一关，是官吏上任前的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他的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发现问题，议事会就提交法庭裁决，以决定其任职与否。
第二关，是检查称职与否的信任投票，一年10次。在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倘若大多数公民对某官吏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受审。发现问题，法庭就对他处以刑罚或罚金；没有问题，则官复原职。
第三关，是官吏卸任经济责任审查。
第四关，是贝壳流放。上述几条，只能制约一般不法的官吏，但对权势过大的官吏则难以约束。有些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肆意践踏平等原则，不受法律约束，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在这类人当中，主要是雅典的将军。例如，泰米斯托克利是希腊最著名的将军，曾为雅典城邦的建立屡立功勋。但这位英雄后来却不严于律已，不仅贪赃受贿，甚至出卖国家利益。对于这样一位身建奇功而又权势赫人的特殊官吏，雅典人民就是采用贝壳流放法，将他逐出雅典的。
在这四道“关卡”中，我们尤感兴趣的，是由审计官执行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当时，审计官是罗基斯塔埃(Logistae)和埃乌苏诺衣(Euthunoi)。罗基斯塔埃是最高权威，起初为30名，后来减至10名，每个部落1名，由抽签法选出，任职是1年。500人议事会的所有官员在卸任时，均必须按规定在离职后30天以内向他们报送自己登记的会计帐册，不得拖拖拉拉，延宕时日。罗基斯塔埃只有在确实认为他们报送的帐簿记录中不存在任何工作差错和贪污、受贿行为之时，才允许他们卸任离职。否则，就要将事件送交法院裁决，以正法度。倘若法院判决罪证属实，那么，就课以贪污或受贿数额的十倍罚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由罗基斯塔埃亲自担任法庭议长执行审理。埃乌苏诺衣亦为10名，并配备有以抽签法选出的称为帕勒德罗依(Paredroi)的辅助官2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严格审核各官报送的财产目录、证据文书和会计帐册；编写审计意见，并报告给罗基斯塔埃。此外，他们还负责应收现金的收回等工作。
那时候，只要有人在私事(或公事)方面要对任何一位已在陪审法庭报告帐目的官吏提起诉讼，他就应该在其报告帐目之日起3天之内，将自己的姓名和被告人的姓名，以及他控诉此人的罪行，再加上他认为适当的罚金数目，详细记录在一块目板上，然后提交给审计官。审计官接受并审阅这些记录以后，倘若认为该起诉可以成立，就立刻分清它究竟是属于私人案件还是属于公众案件。如果系私人案件，即将该板交付司法执行官备案。司法执行官接受以后，再将该帐目板向陪审法庭提出，由陪审官作出最后裁决。可见，官吏的责任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渗透到整个希腊政府，报送会计帐册让审计官审查已蔚然成风。（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刊于《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p.126.）
现珍存有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的诸种诉讼史料，其中有两件与古代雅典杰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有关，那是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后的事件:
1，有人揭发古雅典大雕刻家、上述伯特浓神殿中雅典娜神像雕塑者菲狄亚斯(公元前490——前430年左右)有贪污黄金的嫌疑。当时伯里克利是菲狄亚斯的好友，所以，他毅然出庭为其申辨，据说激动之时竟痛哭流涕。但他的努力无济于事，菲狄亚斯最终还是被判了刑。
2，审计官通过审查伯里克利报送的会计帐册，认为他犯有擅自挪用公款罪，结果，伯里克利不仅被罚款，而且还丢掉了将军的职务。后来，雅典人们有感于他对国家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并认识到雅典确实缺他不可，才撤销了原判。当时就有人埋怨说：“伯里克利与其报送会计帐册，勿宁设法逃避报送帐册更为得策”。（片冈义雄片冈泰彦：《ウルフ会计史》，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年版，p.153.）
这两件事说明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古代雅典，无论谁的官有多高，权有多大，只要被发现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就得受到严厉的制裁。足见雅典的这套审计监督制度在当时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对此，且不说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人，甚至连罗马人也感佩敬服，自叹莫如。
我国奴隶社会的审计监督制度也未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所以，古代希腊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乃是希腊人的荣光和骄傲，它雄居前列，独具特色，在文明古国审计事业蓬勃发展的熊熊火炬中，闪烁着耀眼的辉芒。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自然还会明白，审计虽然与会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如果说会计主要是应经济管理之需而产生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那么审计主要是应经济监督之需而产生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历史表明，一个政权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展自己的财政经济，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审计监督制度。否则，官吏就容易腐化堕落，政治就容易削弱衰败，经济就容易混乱不堪。雅典有了这样一套审计监督制度并遵照实行，所以，较之那些贿赂、裙带风公行、贪污盗窃泛滥成灾的斯巴达之类的寡头城邦，他们的政治就廉洁得多，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节奏也要快得多。
古代罗马国家审计官的职掌与古代埃及和中国一样，也不明确，但却初步具备了立法监督的精神。这种差别显示罗马的国家审计更为先进。
当时，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由两个权力相当的执政官掌握。由于他们的任期不长，而且彼此牵制，权力有限，因而罗马国家实际上的行政指挥中心是元老院。元老院由贵族和退任的执政官组成，它拥有决定内外政策、审查和批准法案、控制预算并支配国家财产的权力。当时主要的国库是萨特尼金库(aerariumsaturni)，内存各项经常收入和临时收入，必要的费用也从中开支。它名义上是在财务官的领导下，实际上对它拥有绝对支配权的是元老院，没有元老院的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从中提款。除萨特尼金库外，还有神圣金库(aerariumsanctius)。该金库收存从奴隶那里征得的税收。这些税款是作为预备金来使用的，唯有元老院才享有从中提款的权力。这种由立法机关对国库进行监督的制度，对后世现代立法国家审计模式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元老院在处理日常的财政事务时，有财务官(quaesror)和监督官(censor)协助工作。元老院、财务官和监督官可以说就是罗马共和政权组织的主干。
公元前443年，设立监督官(Censor)。监督官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审计官，审计工作只是监察工作的一部分。（文硕：《西方会计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p.87.）
著名史学家利理(liry)在其专著《罗马史》中论述道:（陶百川：《比较监察制度》，台湾1978年版，p.5.）
那年建立了监察制度，开始时权力不大。……户口调查已多年没有举行了，不能再拖着不办，而执政官因受多次战争的拖累，不能专司此事。于是元老院提出一份报告，认为户口调查不一定要由执政官主持，而应另设一官，由他决定调查方法并负责编制和保管一切资料。
由此可见，监督官系根据惯例从退职的执政官中选出，其主要任务是进行五年一度的人口调查，将国民姓名、家庭成员、奴隶数量和财产数额一一登记在调查簿上，然后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指定谁属于哪一级，能否从军，能否担任公职并征收税额。他们也有权把地主贬为商人并课以重税，或把一部分人从某一部落迁移到另一部落，比如从乡村移往城市。
正如史学家W.杜兰特(WillDurant)在其名著《文明史》中指出的那样：（陶百川：《比较监察制度》，台湾1978年版，p.6.）
这两名监督官由百人会议的公民大会所选举，每五年改选一次。其任务之一，是负责每五年一次的户口普查，查审人民的财产，以确定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以及纳税数额。他们必须检查每一公职候选人的品格和与其有关的记录；监察其子女的荣誉、对奴隶的待遇、赋税的征收和出纳；检查他对公共建筑的营造、政府财产和契约的授予以及土地的适当开垦。他们有权降低任何人的社会等级，并可开除道德败坏或犯罪的元老院元老。一位监察官在作出后一种决定时，不受另一位监察官的否决。他们可以提高奢侈品的税率，以抑制奢侈的风气。国家五年的预算，也由他们编制。
在哈德良和马卡斯·安理略统治时期，一些城市经常在公共建设(如兴建戏院和男女浴池等)方面挥霍浪费，致使城市财政经常出现巨额赤字，有的城市甚至因此而陷入经济崩溃、破败荒凉状况，这使统治者们大伤脑筋。为了制止类似现象继续发生下去，他们派出了一批监督官对这些城市的会计帐目和兴建的公共设施进行就地审计。统治者根据监督官审计的结果，处理了一些管理不力的城市长官，并撤销了一些财政管理混乱城市的自治权，使之归并于省政府。（J.W.汤普逊著：《中世纪社会经济史》《EconomyandSocialHistoryoftheMiddleAges》，1984年版，P.55.）
帝国期间，民间金融业的发展成为帝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预防和处理偷税漏税，政府部门曾一度将民间金融业也纳入了国家审计的范围之内。这项审计监督任务，在罗马城市由城市总监负责执行，在各省由城市长官设专人负责执行。当时，罗马全土分成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两部分，前者占绝大部分，由皇帝直接管理，后者则由元老院直接管理，所以，地方长官按他们各自的省属，或者对皇帝直接负责，或者对元老院直接负责。私人金融家均得对审计官员公开他们的会计帐册，并呈交他们的“营业执照”。这些会计帐册主要分成三种：一是日记帐(adversaria)，或称备忘录；二是现金出纳帐(codexacceptietexpensi)，用于反映关于金融业务的各项现金收支，系罗马式簿记中最重要的帐簿；三是顾客总帐(liberrationum)。
古希腊的教育制度
古代希腊的教育是在古希腊经济繁荣、文化科学艺术昌盛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希腊的教育是西方奴隶制国家教育的完整而典型的代表，也是西方奴隶制社会教育发展的高峰。
希腊各城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斯巴达和雅典是古希腊两个最大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国家。有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教育情况的资料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多。所以，在谈到希腊前期的历史和教育问题时，一般都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代表。
一、斯巴达的教育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 Laconia ）平原。平原北部有高山峻岭作屏障，南部以礁石海岸为国界，与外界交往甚为不便。所以斯巴达虽然靠近大海，却无法开展海外贸易，航海业很不发达。但这里土壤肥沃，适于农业种植，并且已经开采 " 铁矿，铁器使用较为普遍，这就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斯巴达便成为古希腊最大的农业城邦国家。
斯巴达又是一个奴隶制的公社国家，其土地归奴隶主国家所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斯巴达人（ Sparta ），为农业贵族，又称军事农业贵族，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们人数很少，总共不到三万人，都是斯巴达正式公民。原有居民希洛人（ Helots ）因被征服都变咙奴隶，将近三十万人，无任何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此外，还有少数居住在边境地区的皮里阿西人（ Prioeci ），其名义上算自由民，实际上除了可以从事奴隶制工商业劳动外，也无任何政治权利。在斯巴达这个少数寡头贵族专政的国家里，斯巴达人对希洛人进行着非常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奴隶频繁起义。为了对付奴隶的反抗和暴动，全体斯巴达人无一例外都被编入军队。这种社会状况，决定了斯巴达教育注重军事体育的特点。
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操练把氏族贵族的子弟训练成为体格强壮的武士。也就是对奴隶残酷暴虐，对氏族贵族服贴恭顺，能死心塌地为维护军事农业贵族的利益而效力的人。作为一个武士，首要条件是身强力壮。因此，斯巴达的儿童一出世，就受到严格挑选，只有被认为体质合乎健壮标准的，才准许留下来，身体虚弱的，便弃之荒野，任其死去。斯巴达的儿童属于整个国家，母亲只对七岁前的孩子有养育的职责。
男孩从七岁到十八岁，住在国家教育场所，过兵营生活。在这十年中，要使他们接受单调的军事体育训练，强制的政治道德灌输，和严酷的身心磨炼，以求形成勇敢、坚韧、顺从和爱国的品格。
军事体育训练的基本项目为 “ 五项竞技 ”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此外，骑马、游泳、作战游戏、击剑和唱战歌，也是未来
军人必须学习的。 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各个项目，都必须达到一一定要求，才能终止。
国家教育场所的负责人，经常给青少年讲述斯巴达人是何等英勇果敢，而希洛人又是如何卑贱无能，讲述奴隶制国家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生活准则，并让他们直接参加各项实际活动，如祭神、竞技、以至执政者的就职庆典等仪式，以巩固学习的成果。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巡视军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道德谈话，以增强他们为维护奴隶主利益而效力的道德观念和意志。
军营的制度严峻残酷，不容许青少年的行动有丝毫疏忽和懈怠；军营的生活内容贫乏单调，生活方式机械呆板。青少年在军营中接受训教，穿着单薄，冬天也得光头赤足；平常吃很少的食物，甚至被故意不让吃饱；睡觉不用被褥，只能铺垫野草芦苇。为了经受磨炼，有时还特意在软泥或沙堆上睡觉。相互格斗列为日常课题，和野兽进行搏斗也是不可少的；无论受到管教者的抽打，或在相互搏斗中受了伤，都不能哀叫或流露出疼痛难忍的表情，否则就被认为是耻辱，更要遭到毒打以至处死。孩子们常常被唆使去偷窃柴米和蔬菜，如被发现，不但要受鞭挞，还以不准吃饭来惩罚。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要把他们训练得身强力壮，坚韧凶狠、忍饥耐寒、机敏和顺从。
国家教育场所的管教工作，一般由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担任。他们是青少年直接的和正式的管教者。此外，任何一个斯巴达公民，都有管教职责，随时都可以谴责和处罚违则的青少年。
十八岁的青年，要转到高一级的青年军事训练团（ Ephebia ）。进入之前，首先得多次遭受鞭挞，以考验其勇敢性和发展其忍耐力。这种学校由所谓 “ 能干” 的战略家领导，专门对青年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在此期间，至少得进行一次 “ 秘密服役” ，就是在夜间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无端地去包围奴隶住地，任意殴打杀害奴隶。这样做的目的，一则是耍激起青年卑视和仇视奴隶的心理，培养更加凶狠残暴，嗜杀成性的品性，再则是要借此威吓奴隶，使之不敢轻举妄为，起义暴动。
年满二十岁的青年，要开往国家边境沿线驻扎，开始实战训练。这 -- 阶段也需要十年的时间。直到年满三十岁，通过一定仪式，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 epheb ）身份，成为一个正式的合格的军人。全部教育历程到此部正式结束。
斯巴达的妇女也要接受军事训练。这是由于当男子外世征战时，妇女具有防守城池的责任。而且他们还认为，只有身体强壮的妇女，才能生育健壮的子女。
斯巴达人只重视军事体育训练，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根本不被重视。当时希腊多数城邦竞相实施博学多能，和谐文雅，情操优美的教育，而斯巴达却根本不予理会，甚至还未能意识到其他城邦这样做究竟有多大必要。为了对付、镇压希洛人不断的暴动起义，斯巴达人只得把主要力量用于强化其军事体制。这是它强调军事教育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虽然斯巴达也随同其它城邦国家一起，进到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期，而在教育的实施上却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式的军事教育。但是作为一种古典的教育方式，即斯巴达式的教育，不仅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教育思想，而且对后世西方教育的某些方面（如英国的寄宿学校和公学等）都具有明显的影响。
三、希腊化时期的教育演变
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东侵，到公元前146年希腊本土被罗马吞并，这段历史时期，属于希腊后期的历史阶段。从亚历山大东侵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兼并东部地中海地区为止的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已和前期有所不同，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希腊后期的政治经济，反映着早期的东西方政治经济相融合的新特点。因而希腊后期的文化教育，也体现着希腊的文化教育与东方文化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结合过程中，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有较大改变。
希腊随马其顿向波斯帝国东侵以后，对希腊本土来说，意味着它已丧失了独立性，而变成亚历山大帝国很小的一个部分。这正是希腊城邦制度处于急剧衰落、一蹶不振的时期。由此，反映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的雅典教育，越来越不能够适应新的需要了。即使有些地方仍保存原有的组织形式，而它的内容或者名存而实亡，或者逐渐在改变，有的甚至不能不被取消。有些原来由私人办理的学校，这时大多改为公立。学校的组织比以前要完善一些，并有专人负责，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都有所提高。由于这时已处于奴隶主城邦制度没落阶段，所以在教育上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更加严重。
早在奴隶制繁荣时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所办的学校，如柏拉图在前386年创办的“阿加德米”（acdemy）学园，亚里斯多德在前335年设立的“吕克昂”（Lyceum）哲学学校，在希腊继续存在。另外，还创立了一些新的学校，如芝诺（Zeno）于公元前308年建立起来的“斯多葛派”学校，又如伊比鸠鲁（Epicurus）于前306年设立的“伊比鸠鲁派”学园等等。这些学校的建立和存在，对于进一步传播和推广古希腊的文化、科学、艺术的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阶级关系的变化，教育的内容和对学科的要求也起了变化。原来军事体育训练占极重要地位，并且它首先是服从于守卫城邦国家和外出征战的需要，而这时发展学生身体使之健康成长成了体育的主要任务。体育操练的时间减少了，军事训练失去原有意义而逐渐被取消。原来较高级的国家体育馆，这时已无多大需要，由缩减进而被取消。哲学课改为各哲学学派讲座。修辞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专门开设了进修科，后来发展为修辞学校。各哲学学校和修辞学校的学习年限逐渐从两年延长到六年，这些学校渐趋合并，最后在公元前200年形成雅典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thens）。这所大学延续了好几百年，直到公元529年才被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封闭。在它存在的时期，希腊和西亚各地的青年，相继到这里学习。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仿照雅典大学而建立大学。
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除在欧洲的希腊和马其顿部分外，在亚洲、非洲的疆界是西起尼罗河，东至印度河，南迄波斯湾，北达里海、黑海沿岸。马其顿和希腊军队所到之处，大量希腊人相继移居东方各地。希腊移民中有不少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以及教师等），正是这些文化人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各地，并把西方的希腊文化与正在发展中的东方文化科学融合成新的文化（“希腊化文化”）。在希腊化时期，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不仅东西方得到沟通，工商业得以发展，由于战争的需要也促使技术有所提高，自然科学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并日益发展起来，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和文法学等等都有不少成就。在帝国境内，从事贸易、文化交流和教育活动，一般都以希腊请作为共同语言。在原有和新建的许多城市中，仿照希腊设立了各种学校（如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等）。在这些学校中，除教授希腊的“三艺”、“四艺”外，并把已经发展和分离出来的自然科学也列入学校教学科目之中。不少城市设立了图书馆，有的藏书达五六十万卷、册之多。
亚历山大利亚是这些城市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希腊后期的文化、科学、教育都得到发展，并达到极大的繁荣。亚历山大利亚成了整个古代希腊化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地中海和东方各国文化、科学、艺术以及教育交流的中心。在亚历山大利亚城市中，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居民，他们中间不仅有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其中有不少是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这对于传播和发展文化、科学有极大好处。亚历山大利亚城内建有一座著名的博物园，它比雅典大学有了更大的充实、丰富和发展，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博物园内包括有，图书馆、动植物园十天文馆、研 究院等部门。图书馆藏有各种文字（希腊文、犹太文、埃及文、希伯莱文、波斯文等）的书籍及手稿七十多万卷册。其中大部分是用希腊文抄写的。古代希腊的各种著作，几乎都收藏在这里。也有不少东方的典籍。这里成了当时文化、科学、艺术人才荟萃之地。各地有名的学者几乎都到过这里进行研究活动。如著名的“欧氏几何原理”的创始人欧几里德，杠杆原理和阿基米德原理的创始人西西里岛的阿基米德都到这里进行过研究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古希腊的财产理论
雅典哲学家意识到了物质资源所有权的道德和政治维度，并在其论述理想城邦的著作中，提出了财产管理和（柏拉图）法律规制的途径。首先应强调的是，他们不认为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众所周知，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的立场最初是在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的早期提出的，即便在那时，这一立场也要与教会内部的强大的共产主义理论抗衡；直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它才成为欧洲基督教的正统理论。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有着确切的理想居民数，5040），其中的立法者展现了与《理想国》提出的极权主义的教育方案相同的精神。在他所构想的社会中，妻子和孩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财产；在这个新建的城邦中，所有的现有土地都是共享的，分割成尽可能相同的小块分配给各公民。然而，人们不能以自由拥有者的身份带着防范性的所有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土地；分配的过程“伴随着这样的想法，土地的拥有者仍然要把他的那一份看作是整个社会的财产的一部分”。柏拉图认识到当公民的财产数量不同的时候，所有公民的财产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有提出对城邦之中的物品进行这样的征用和再分配，也没有禁止人民将来通过礼物、商业行为或探宝获得物品。但是，他认为必须对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发展进行限制：
在一个意欲避免最致命的无序（这种无序已不再是摩擦而是分裂）的社会，必定不能让社会的任何阶层走到贫困和富裕的两极，因为两者互为因果。为此，立法者现在必须限制这两种倾向。于是，防止贫困的出现应是分配之价值所在；这必须成为一以贯之的政策……立法者将此作为尺度，允许他们获得相当限额两倍、三倍、乃至四倍的价值。
任何超过基本最低限额四倍的获得将会受到（法律的）压制，是“城邦和诸神分内管理之事”。
然而，在那些限制条件下，柏拉图还是愿意看到私有财产受到尊重：“如果我照看得过来，那我不会让任何人触动我的财产，或者不经我的同意让我的财产受到最轻微的干扰；如果我是一个理智的人，我必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的财产”。事实上，在他的另一著作中，他自己也承认反对他人干涉对私有财产的自由使用是普通人的本能：在多里安城邦建设伊始，他说，当最初的立法者试图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并取消所有债务（希腊人称之为Seiachtheis,“去除负担”）以“建立某种所有权上的平等”时，他们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亚里士多德写到，就在相同时期，雅典新当选的执政官要宣誓保护人们的所有权。
亚里士多德对待财产权的态度远较上述的更为实用主义和审慎。他没有论及教条化的共产主义，他的理由诉诸于常识：“财产在一定意义上是共有的，但私有化应作为普遍规则；因为，当每个人都有边界确定的利益时，人们就不会互相指责，每个人都要照看他自己的财产，因此人们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均一化的共产主义会销蚀勤奋精神，使得共同体财产的管理没有效率，并湮灭个人自由的动力和能力。与此同时，他没有给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任何更高意义上的理由；某种类型的财产“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除了上述提到的实际理由外，不必然体现为个人对自己所积聚的全部物质产品享有排他性的所有权的形式。
两种财产权让亚里士多德颇为踌躇；一是及于奴隶的财产权，这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古代经济正是围绕奴隶制组织起来的。奴隶事实上是会动的财产：
但是，有人生而意欲成为奴隶吗？奴隶身份对谁人才是合适和正当的？是不是并非所有的奴隶制度都是违反自然的？
在理性和事实的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因为一些人注定是治人之人，而另外的人注定要受治于人，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宜的；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些人就是要做奴隶，而一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
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自然”奴隶，他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理性化解释，但就他的周遭见闻来看，这一解释也许是唯一现实的解释。另外一种奴隶，正如古代世界关于奴隶的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习俗意义上的奴隶：即战俘奴隶；在此，亚里士多德承认有些观点是强有力的，这些观点以自然为立足点，谴责了完全通过武力将他人贬抑到奴隶身份的主张。
让亚里士多德思忖的另一个私有财产的领域是贸易。他在《伦理学》中阐释说货币的功能是使得产品交换成为可能，--因为不同数量的产品通过同样的交换媒介来体现其价值，从而使得等价交换有可能进行。但是，正如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家们所做的饿那样，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的唯一可取之处在于便利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他看来，中人、零售商是该受指责的角色。但是，最恶劣的行径莫过于高利贷以及附利息的借贷。这是因为货币此时的作用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仅仅是招致更多的货币（在希腊语中，表示借贷利息的词是tokos，其主要意思是“孳息”），这不是自然的。
古希腊的科学技术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
【内容提要】古代希腊科学文化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也是世界文明的起源之一，它在世界文明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古希腊文明来自何方?它的渊源又在哪里?多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一个激励人们去探索的课题。本文从时空、形式、途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源自东方——西亚和北非。
【摘 要 题】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英文摘要】Ancient Greek science and culture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world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origi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plays an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However,the origin of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is the subject which has been exploring in thecircle of history study for many years.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space andtime,forms,ways and its own origin,this paper proves that ancient Greekscience and cul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East(west-Asia and North Africa).
【关 键 词】古代希腊/科学文化/渊源/ancient Greece/science and culture/origin
【 正 文】
文章编号：1004-5104(2003)02-0029-04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天文学——古希腊人的辉煌成就
天文学——古希腊人的辉煌成就
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内容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规律等。古希腊天文学是近代天文学的直接渊源。依据前后年代对大自然的看法差异，古希腊天文学大致上可分成四个主要的时期，或说前后形成的四个学派。也就是，公元前七世纪起，泰勒斯（Thales，约 624 —547 BC.）提出以「思辩」方法来探究和理解宇宙形状、功能和基本组成的爱奥尼亚学派；主张「球形大地」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 570—500 BC.）学派；公元前四世纪，提出「同心球宇宙」构思的柏拉图（Plato，约 428 - 347 BC.）学派；公元前三世纪，应用天文观测和量测方法的亚历山大学派。后来，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 100 —170 BC.）集古希腊天文学之大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地心体系」理论。写出了达十三卷的名著《天文学大成》，在欧洲天文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地心体系」思维在欧洲独霸达约十三个世纪之久。
希腊在天文学上成绩巨大，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它的理论性最强，体系也最为完整、科学，方法上也达到了古代的高峰，它的影响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泰勒斯曾预测过日蚀，计算出一年有365天，发现了小熊星座，并根据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预言一年的农业收成。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610～546 BC.）提出月亮的光是对太阳光的反射，太阳则是一团纯粹的火。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包括各种天体的大圆球，中心有一个火球，圆形的太阳和大地绕中心火球运动，这种关于天体整体运行的推测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古希腊人还认识到月蚀的真正原因在于地球对太阳光的遮挡。
在希腊化时期产生四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的研究成就影响深远。
第一位是被誉为“希腊化时代的哥白尼”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310—230 BC.），他第一个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并正确提出地球的面积小于太阳，他甚至天才地提出太阳中心说，认识到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并进行自转。
第二位是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275—195 BC.），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正确的数学方法准确测出地球周长和直径，通过观察太阳高度的变化测量出黄道倾角的人， 其测出的地球周长只比今测赤道周长少 385.13 公里 。 同时，埃拉托色尼也是首先使用“地理学”名称的人，从此代替传统的“地方志”，写成了三卷专著。书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和海陆分布， 并将地球划分五大气候带 。埃拉托色尼还用经纬网绘制地图，最早把物理学的原理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数理地理学。
第三位是毕迪尼亚的希帕库斯（Hipparchus，190～125 BC.），作为“方位天文学之父”他发明了“天文数”概念，发现了岁差现象，编造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记载恒星的星表，并测定了上千座恒星并划亮度，算出月球直径及其与地球距离的近似值。
第四位是在后世最负名望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创立的地球中心说主张地球处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均环绕地球运行。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并代表希腊天文学和宇宙学思想的顶峰。在以后近两千年内，托勒密学说被奉为天文学的“圣经”。
希腊数学——古代世界逻辑思维发展的高峰
希腊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伊奥尼亚学派到柏拉图学派为止，约为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三世纪；第二期是亚历山大前期，从欧几里得起到公元前146年，希腊陷于罗马为止；第三期是亚历山大后期，是罗马人统治下的时期，结束于641年亚历山大被阿拉伯人占领。
从古代埃及、巴比伦的衰亡，到希腊文化的昌盛，这过渡时期留下来的数学史料很少。不过希腊数学的兴起和希腊商人通过旅行交往接触到古代东方的文化有密切关系。
伊奥尼亚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它比希腊其他地区更容易吸收巴比伦、埃及等古国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文化。在伊奥尼亚，氏族贵族政治为商人的统治所代替，商人具有强烈的活动性，有利于思想自由而大胆地发展。城邦内部的斗争，帮助摆脱传统信念在希腊没有特殊的祭司阶层，也没有必须遵守的教条，因此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这大大有助于科学和哲学从宗教分离开来。
米利都是伊奥尼亚的最大城市，也是泰勒斯的故乡，泰勒斯是公认的希腊哲学鼻祖。早年是一个商人，曾游访巴比伦、埃及等地，很快就学会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并加以发扬。以后创立伊奥尼亚哲学学派，摆脱宗教，从自然现象中去寻找真理，以水为万物的根源。
当时天文、数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泰勒斯同时也研究天文和数学。他曾预测一次日食，促使米太(在今黑海、里海之南)、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两国停止战争，多数学者认为该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他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使法老大为惊讶。
泰勒斯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始了命题的证明，它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飞跃。伊奥尼亚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等。他们对后来的毕达哥拉斯有很大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左右生于萨摩斯，为了摆脱暴政，移居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顿。在那里组织一个政治、宗教、哲学、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遭到破坏，毕达哥拉斯被杀害，但他的学派还继续存在两个世纪之久。
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来解释一切，不仅仅认为万物都包含数，而且说万物都是数。他们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闻名于世，又由此导致不可通约量的发现。
这个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算术和几何紧密联系起来。他们找到用三个正整数表示直角三角形三边长的一种公式，又注意到从 1起连续的奇数和必为平方数等等，这既是算术问题，又和几何有关，他们还发现五种正多面体。
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显著的不同。前者研习数学并不单纯为了哲学的兴趣，同时也为了实用。而后者却不注重实际应用，将数学和宗教联系起来，想通过数学去探索永恒的真理。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为人文荟萃的中心，人们崇尚公开的精神。在公开的讨论或辩论中，必须具有雄辩、修辞、哲学及数学等知识，于是“智人学派”应运而生。他们以教授文法、逻辑、数学、天文、修辞、雄辩等科目为业。
在数学上，他们提出“三大问题”：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求作一立方体，使其体积是已知立方体的二倍；化圆为方，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这些问题的难处，是作图只许用直尺(没有刻度的尺)和圆规。
希腊人的兴趣并不在于图形的实际作出，而是在尺规的限制下从理论上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几何学从实际应用向系统理论过渡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这个学派的安提丰提出用“穷竭法”去解决化圆为方问题，这是近代极限理论的雏形。先作圆内接正方形，以后每次边数加倍，得8、16、32、…边形。安提丰深信“最后”的多边形与圆的“差”必会“穷竭”。这提供了求圆面积的近似方法，和中国的刘徽的割圆术思想不谋而合。
公元前三世纪，柏拉图在雅典建立学派，创办学园。他非常重视数学，但片面强调数学在训练智力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其实用价值。他主张通过几何的学习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因为几何能给人以强烈的直观印象，将抽象的逻辑规律体现在具体的图形之中。
这个学派培养出不少数学家，如欧多克索斯就曾就学于柏拉图，他创立了比例论，是欧几里得的前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是古代的大哲学家，是形式逻辑的奠基者。他的逻辑思想为日后将几何学整理在严密的逻辑体系之中开辟了道路。
这个时期的希腊数学中心还有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他提出四个悖论，给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这四个悖论是：
二分说，一物从甲地到乙地，永远不能到达。因为想从甲到乙，首先要通过道路的一半，但要通过这一半，必须先通过一半的一半，这样分下去，永无止境。结论是此物的运动被道路的无限分割阻碍着，根本不能前进一步；阿基琉斯(善跑英雄)追龟说，阿基琉斯追乌龟，永远追不上。因为当他追到乌龟的出发点时，龟已向前爬行了一段，他再追完这一段，龟又向前爬了一小段。这样永远重复下去，总也追不上；飞箭静止说，每一瞬间箭总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因此它是不动的；运动场问题，芝诺论证了时间和它的一半相等。
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学派，认为线段、面积和立体，是由许多不可再分的原子所构成。计算面积和体积，等于将这些原子集合起来。这种不甚严格的推理方法却是古代数学家发现新结果的重要线索。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的希腊数学，逐渐脱离哲学和天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数学的历史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初等数学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已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从以实验和观察为依据的经验科学过渡到演绎的科学。由少数几个原始命题(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到一系列的定理。这是希腊数学的基本精神。
在这一时期里，初等几何、算术初等代数大体己成为独立的科目。和17世纪出现的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相比，这一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可以用“初等数学”来概括，因此叫做初等数学时期。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东西海陆交通的枢纽，又经过托勒密王的加意经营，逐渐成为新的希腊文化中心，希腊本土这时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几何学最初萌芽于埃及，以后移植于伊奥尼亚，其次繁盛于意大利和雅典，最后又回到发源地。经过这一番培植，已达到丰茂成林的境地。
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146年古希腊灭亡，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统治者为止，希腊数学以亚历山大为中心，达到它的全盛时期。这里有巨大的图书馆和浓厚的学术空气，各地学者云集在此进行教学和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亚历山大前期三大数学家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体系的最早典范。过去所积累下来的数学知识，是零碎的、片断的，可以比作砖瓦木石；只有借助于逻辑方法，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加以分类、比较，揭露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整理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中，才能建成宏伟的大厦。《几何原本》体现了这种精神，它对整个数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阿基米德是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他善于将抽象的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具体应用结合起来，又在实践中洞察事物的本质，通过严格的论证，使经验事实上升为理论。他根据力学原理去探求解决面积和体积问题，已经包含积分学的初步思想。阿波罗尼奥斯的主要贡献是对圆锥曲线的深入研究。
除了三大数学家以外，埃拉托斯特尼的大地测量和以他为名的“素数筛子”也很出名。天文学家希帕库斯制作“弦表”，是三角学的先导。
公元前146年以后，在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学者仍能继承前人的工作，不断有所发明。海伦(约公元62)、门纳劳斯(约公元100)、帕普斯等人都有重要贡献。天文学家托勒密将希帕库斯的工作加以整理发挥，奠定了三角学的基础。
晚期的希腊学者在算术和代数方面也颇有建树，代表人物有尼科马霍斯(约公元100)和丢番图(约250)前者是杰拉什(今约旦北部)地方的人。著有《算术入门》，后者的《算术》是讲数的理论的，而大部分内容可以归入代数的范围。它完全脱离了几何的形式，在希腊数学中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之大，仅次于《几何原本》。
公元325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利用宗教作为统治的工具，把一切学术都置于基督教神学的控制之下。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以及其他学校，严禁传授数学。许多希腊学者逃到叙利亚和波斯等地。数学研究受到沉重的打击。641年，亚历山大被阿拉伯人占领，图书馆再次被毁，希腊数学至此告一段落。
希腊物理学——近代物理学方法的先驱
爱奥里亚学派
“爱奥里亚学派”是古希腊早期的一个重要学术群体。它的另一个名称叫做“米利都（Militus）学派”。因为这个学派的奠基人是 米利都的泰勒斯 （Thales）（创建到科学人之泰勒斯的链接）。 泰勒斯是一个罕见的全才。他是一个商人、哲学家、政治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关于泰勒斯有许多传说，但他却又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宗教、神话中分离出来的人。据说，他访问过埃及，研究过埃及的土地丈量术，并由此创立了初等几何学。他还根据巴比伦的天文知识，奠定了希腊天文学的基础。传说他曾预言过冬至、夏至和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那次日食。泰勒斯还认为水和湿气是万物的本原，万物起源于水并复归于水。他设想大地是一个负在水上的圆盘或圆筒，天上也是水，所以会下雨。
另一位爱奥里亚学派的重要人物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布局有固定性质的的“无限者”，即没有固定界限、形式和性质的东西，由它生出土、水、气、火四大元素，自然界按照“报复原则”而发生着各种元素和物体的产生和死亡，最后又都复归于“无限者”。他还认为鱼是人的祖先。阿那克西曼德首先认识到天空是围绕着北极星旋转的。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球体。地球由于对称性静止在这个封闭球的中心，是一个有限的扁平圆柱体。宇宙本身处于永恒的圆周运动之中，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冷和热，形成了潮湿的物质。地球从宇宙中心分化出来，最初被水、空气和火的外壳包围着，浮游在天空中，从火焰外壳中溢出的碎片，附着在转动的天球上，形成日月星辰。太阳和地球一样大，是一团纯粹的火。而雨是太阳从地上蒸发的水蒸气而来的。
爱奥里亚学派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是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的空气，空气再稀薄就变成火，凝聚时则依次变成风、云、水、土和不同的物质实体。大地和行星都浮游在空气中，月亮由于发射太阳的光线而发光。
从这些爱奥里亚学派著名哲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爱奥里亚学派的学者们几乎都是朴素的唯物论者，他们坚持用物质自身的运动来说明自然。在他们的学术中已经孕育了统一物质始原以及物质永恒、物质不灭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和永恒的火焰
埃菲斯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是爱奥里亚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者。他所思考的是爱奥里亚学派众多学者所没有想到的 —— 事物运动的原则和世界变化的原因。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永恒运动、发展着的火，燃烧的火象征着自然界中普遍的川流不息的现象和转化。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基于一种变的原则即“对立斗争和报复”。他说：“万物都换成火，火又换成万物，正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又换成货物一样。”在不断的变换中，火变成了水，水变成了土；同样，土变成了水，水变成了火。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同时存在。所以，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这样的观点在遥远的古希腊是非常可贵的。为此，列宁给以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不断更新，一切都在变化着，也存在着，所以运动和发展与物质本原是不能脱离开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著名命题，指出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不断变化中。但是这个命题隐含着承认河流在一瞬间还具有稳定性的寓意，因此他认为“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
遗憾的是，赫拉克利特的信徒们却把变化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认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彻底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陷入了诡辩论。
神秘的数 ——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反对米利都学派的物质元素观点。他们认为数才是万物的本原。在他们看来，数不仅有量的多少，而且有几何形状。数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实质，是一切事物的总的根源。因为有了一个个的数目，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水、气、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利用数学关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们从球是最完善的几何体出发，认为地是球形的，同时认为天体运动甚至音乐也应该服从数学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还认为，宇宙按照贵贱和完善程度，分为三个部分，即地球和月层的下部分，以恒星为界的交界部分和诸神的住所。地球、天体和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宇宙中各种物体都作均匀的圆周运动，而天体的运动越慢，它们的地位就越高贵和神圣。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周运动的假说，因为这种运动才符合神圣和永恒的天体的举止。
恩培多克勒 —— 物质不灭
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万物的起源作出了生动的揣测，但从米利都学派的大师到埃菲斯的赫拉克利特，他们所提出的都是单一的元素论，即万物的本原只是一种元素，这种元素的运动和演化形成了这个世界。公元前五世纪，西西里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ecles）率先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观点。
恩培多克勒认为万物都是由土、水、气和火组成的。这四种元素分别代表了固体、液体、气体和一种比气体更稀薄的物质。这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比例结合起来，就象画家用四种颜色调配斑斓的色彩一样，结果就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物体。
恩培多克勒认为，这四种元素在宇宙中受到两种对立的力量“引力”和“斥力”的影响而产生结合和分解的运动。这两中力量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爱”和“恨”，其实这些原本都是元素的固有本性。水和土都具有冷的性质而相引，但又因一湿一干而相斥。与此类似这四种元素都分别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反的性质。
由此，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物质不灭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自己所创作的诗歌《论自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任何变灭的东西都没有真正产生；
在毁灭性的死亡中也没有失去；
发生的唯有混合以及混合物的变换；
产生的只是这些过程的名称。
这些诗句的意思是说物质是不会产生和消灭的，发生的只有元素的组合和分解，而元素本身是永恒的存在着的。
古希腊的原子论
同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意元素论者关于物质本原的比较直观的说法，例如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他们更喜欢并企图从更深的层次上来探索物质的构造。其中米利都的留基伯（Leucippcus of Miletus）和他的继承者阿布底拉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of Abdera）是最著名的两个。
留基伯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即原子组成的。宇宙间的原子数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大小、形状、重量等都各自不同，不能毁灭，也不能被创造出来。所有的原子都在一个无限的虚空中永远的运动着。
德谟克利特进一步发展了留基伯的观点。他认为物质世界就是原子和虚空，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基础，原子被迫去充满和否定虚空，所以虚空就是原子得以储存、运动和作用场所，是与原子无关的独立的存在着的。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在原子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宇宙形成学说：宇宙间的原子在虚空中永远的运动着，由于旋涡式的运动，把大的一些原子赶到旋涡中心而形成了地球，而较细小的水、气、火等原子被赶到空间，产生了环绕地球的旋涡运动。地球以外的大原子聚在一起形成湿块，靠它们通过旋涡时的运动变得干燥而燃烧起来形成天体。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认为，生命是从一种原始的粘土中发展起来的，一切生命都是如此。人是宇宙的缩影，因为人含有各种各样的原子。人的呼吸就是不断地把原子从人体中排出去，又不断地从空气中吸入人体，因此呼吸停止，生命便结束。
一百年以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被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而他们的天体演化学说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后，在十八世纪被康德和拉普拉斯所发展。
原子论者的宇宙观是完全机械的，他们认为万物都是实现决定的。对现代科学而言，原子论是重要基础，但早期的原子论与现代的原子论有着本质的差别，它仅仅是哲学上的推测，而不是科学的理论。
古希腊的力学知识
古希腊的科学家中，要数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在力学领域的成就最为卓越。他们的研究课题主要是物体在最简单情况下，如只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和平衡问题。这些研究与当时古希腊的生产技术需要紧密相关。
亚里士多德主要着眼于对“运动的原因”的探索，所以，他的力学理论是动力学性质的。他将世界划分为物质和形式两个部分，认为物质只是“潜在的”的一种“可能性”，是僵死的和被动的；非物质的形式可以独立于物质而存在，形式才是主动的、具有活动性和现实的，它联系着目的和运动的本原和原因，是推动者，形式高于物质。
亚里士多德把地上物体的运动分为自然运动和强迫运动两种。自然运动就是重物竖直下落和轻物竖直上升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物体在“内在目的”的支配下寻找“天然位置”的运动。除了这一运动外，所有其它形式的运动都只能在外力强迫下才能进行。但这种强迫作用只有在推动者的直接接触下才能实施。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运动的速度与施加的外力成正比，所以，一辆四匹马拉的车跑起来要比两匹马拉的车要快些。亚里士多德对力学发展的影响并不仅指他的理论，也包括他研究问题的方式。实际上他的理论同观察甚至实验方法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即有一定的经验作为理论的根据。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很多谬误，他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学术却统治人们的头脑超过两千年。
叙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数学家、力学家，他的力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静力学方面。阿基米德吸收了几何学中的演绎方法，他仿照欧几里德的方法，从一系列他所谓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推证出了他的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巧妙的证明方法在科学史上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开辟了利用数学方法研究数学问题的道路，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阿基米德的专著《论浮体》中，他对流体静力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该书中阿基米德同样是从一些明晰的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建立起他的流体静力学理论。
从实用方面，阿基米德曾发明过螺旋推进器、投石器和其他机械。在他之后的一个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泰西比乌斯发明了水钟、水风琴、压缩空气抛弹机，以及最早的灭火机（即灭火唧筒）等。
古希腊的光学知识
古希腊人在光学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光学知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古希腊的光学知识包括生理光学、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等几个方面。
希腊人就视觉提出过截然不同的几种理论。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认为，视觉是由所见物体射出的微粒进入眼睛而引起的。而恩培多克勒、柏拉图、欧几里得等却主张一种眼睛发射说，认为眼睛本身发出某种东西，它直线射出；与物体的边界相切的这些射线形成一个锥体，从而被看到，物体的大小由视角来确定。其中恩培多克勒还提出过，光以有限的速度传播，但速度极大所以难以觉察的观点。这些理论都为后来的光的粒子学说埋下了伏笔。
亚里士多德认为，视觉是在眼睛和可见物体之间的中间媒质运动的结果。他认为，这种中间媒质有让光通过的可能性，即是透明的，光则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所以，没有中间媒质就没有视觉。在这个理论中包含着后来的光的波动说的思想。
古希腊的几何光学发展比较充分。亚里士多德曾直接提出过光的折射问题：为什么插入水中的棍子好象是折断的。欧几里德在《反射光学》中研究了反射现象。他提出了光的反射定律，并把这个定律用于平面镜和球面镜的成像上。欧几里德发现了凹面镜的聚焦作用，并假定其焦点在球心或球心与镜面之间。后来卢克莱修用原子论的观点描述了反射定律，而亚历山大里亚的希隆以光程最短的原则论证了反射定律。
天文学家托勒密对光的折射也有实验研究并设计实验测定了从空气射入水中的光线的一系列角度值。托勒密测到的数据是足够精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发现光的折射定律，而提出折射角与入射角成正比的结论，实际上这一结论只有在入射角很小时才适用。
古希腊的声学和热学知识
在古希腊最早进行系统性声学研究的也许是毕达哥拉斯或者是他的信徒。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声和音阶的研究使他们指出了各个音程之间的算术关系。他们证明了，用三条弦发出某一个乐音以及它的谐音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这三条弦的长度之比为6：4：3。
亚里士多德把声音看作为一种运动。他指出，发声体撞击空气使之在各个方向发生拉伸和压缩运动，从而传播开去；当它碰到障碍时，就象球被反射一样而产生回声。这些对声的产生的认识，显然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如果管的长度加倍，管内的振动就要花两倍的时间。原子论者如卢克莱修则把声音视为物质流，并以“声粒子”本身的性质解释声音的多样性，如重浊的号声，沙沙的笛声和流畅的鸟啼等。
古希腊灭亡后，古罗马的建筑师们也从实际工作经验里提出了建筑声学的一些问题，如声音的交混回响、回声、共鸣等。他们还把声音的传播和石块投向水面产生的水波相类比，认为声音也会以无限膨胀的圆形向外发散。
关于热现象，亚里士多德把热看作是先于物质元素的基原性质。而原子论者则认为热的感觉是物质流引起的，他们认为火是最轻的和光滑的原子。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隆曾设计并制造出最早把蒸汽作为动力的“小涡轮”。这是一个装有两个弯管喷口的中空的球。喷管与球的轴成直角，各自弯向相反的方向。当蒸气在球内产生时，蒸气就由喷口射出，使球体绕轴转动。这就是现代涡轮机的雏型。
古希腊的电磁知识
古希腊的电磁学知识发展很早。米利都的泰勒斯已经了解了电和磁的一些性质，他知道琥珀被磨擦后能够吸引轻小物体。淡黄色的琥珀当时被称为“琥珀金”（electron），“电”（electricity）这个词也是由此而来。泰勒斯通过观察还知道某种天然矿物具有吸铁的能力。
磁石被人们称为“灵敏的铁”（quick－iron），它的奇特能力激励起了人们丰富的想象，这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反映。苏格拉底已经知道了磁化现象。他说：“这石不仅吸引铁环，而且还使铁环具有类似的吸引其它铁环的能力，有时你可以看到一些铁片和铁环彼此勾挂以致形成一个十分长的链，而它们的悬吊力全都来自原磁石。”
古希腊人还知道把带电的鱼用于治疗。公元前30年左右，人们已用铁矛接触电镘，利用电击治疗痛风和头痛。
忠实的原子论者卢克莱修对磁作用提出了一个原子论的解释：磁体发射出细微的粒子流，撞击、驱散磁铁之间的空气，并在其中形成真空，铁原子则力求进入这个真空中，从而带动着铁块直贴磁体，使两者吸附在一起，其他物体由于它们具有特殊的结构或性质（太重或太松懈），不能为磁体所吸引。卢克莱修可能已认识到磁的排斥作用，他将铁屑放在黄铜水盆内进行实验，发现当把磁石放在下面时，铁屑便在盆内“狂舞”。卢克莱修认为，“磁”（magnet）这个词来源于“玛格尼西亚”（Magnesia），后者是靠近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当时的磁铁矿是在那里发现的。
探索生命的奥秘——古希腊生物学的产生
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能够将自己对自然界的观察结果和人类以往积累的科学经验知识，加以记录。在西方，从古代埃及、巴比伦等地区兴起和初步发展的生物学知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积累之后，到了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前后，生物学终于在古希腊诞生。
古希腊人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生命起源于自然界的假说。泰勒斯认为万物出自水便是这种假说的最初代表，而现代科学已证明生命是由地球的原始水圈孕育出来的。到亚里斯多德时代，亚里斯多德和他的学生对生物进行了极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动物进行解剖、分类，准确描述了动植物的形态，提出生物的层次思想，认为生物有高低差别，可以排成从低到高的阶梯，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动物，是一朵其它生命均向其看齐的“自然花”，由此，生物学从他们的研究中真正诞生。
亚里士多德和描述生物学的产生
亚里士多德对研究动、植物有浓厚的兴趣。他一生研究了500多种动物，并至少亲自解剖、观察了50多种动物。由于亚里士多德运用观察和解剖研究动物，从而掌握了丰富的动物知识，并通过对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整理，从而大大推动了生物科学研究的发展。他对动物分类、动物的形态解剖构造、动物之繁殖与胚胎发育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概括性描述。他的描述性动物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动物志》、《动物的结构》、《动物运动》、《动物之生殖》、《动物的迁移》、《动物的运动》等。
在亚里士多德前，西方没有人进行过动物的系统分类。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动物的分类系统。首先他根据动物体内的血液颜色分动物为有红色血液动物与无红色血液动物两大类。有红色血液动物相当于现在的脊椎动物，无红色血液的动物，他还指出，"一切有红色血液的动物，其身体都具备有某种形式的脊骨。或由骨组成，或由剌剌组成。"在有血动物中又分为四类即：（一）胎生四足兽类，包括全部哺乳动物。亚里士多德正确地将蝙蝠和鲸也列为哺乳动物。（二）卵生四足动物，包括爬虫类和两栖类动物。（三）鸟类。（四）鱼类；无红色血动物中亦分为四类即：（一）软件动物类（相当于现在代分类中头足类）。（二）软甲动物类（相当于现在的甲壳动物）。（三）介壳动物类（相当于现在的软体动物类）。（四）虫类（包括现在的昆虫纲、蜘形纲、多足纲类动物）。
在生物历史上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分类学之父。他的“有血的”和“无血的”这种分类被人们一直沿用直到后来，拉马克将它改名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亚里士多德对多种动物的胚胎发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动物的生殖方式和初生时成熟程度，可作为区别动物的标志。他正是由解剖观察了鲸是胎生的并是肺呼吸的，所以尽管鲸外形象鱼，但他仍然将它放在四足类（哺乳类）中。亚里士多德比较了沙鱼卵、鸟卵、蛙以及各种虫卵的发育情况，他们虽然都是卵生的，但又各不相同。亚里士多德不仅注意到动物构造上的差异，而且也注意他们的联系。他发现在自然中，不存在一种动物同时具备有长牙和角。他认为这是因为野兽不需兼具角和长牙来保护自己。他还发现，反刍动物有一种多重胃，就是为补偿他们不发达的牙齿。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往往带有目的论色彩，但他的观察确实是细致和敏锐的。他这种器官相关学说对后来生物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亚里士多德对有些动物习性的观察，是很精细的。例如，他对麻醉鱼的捕食行为作了这样的描述；"对于它所要捕捉的生物，先使用它身上所具有的震动性能，使之麻木，然后吃掉它。它也隐身于泥沙的浑水中，捞取所有游近而进入它能使麻震范围以内的生物。"这里麻醉鱼就是现在的电鳐。它能出电流，电麻周围动物。亚里士多德当时虽不知道电为何物，但他已相当准确地描述电鳐的习性，这显然是细致观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曾考察过一种大鲶鱼的繁殖情况。他发现这种大鲶鱼从卵中生长特别缓慢，因此雄鱼得伺守四十至五十天，以防止其卵被其他鱼类吞食。他还补充说，鱼类卵一般都损失。后来人对亚里士多德有关大鲶鱼的观察描述，曾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学者们发现欧洲的鲶鱼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那样，雄的要伺守着卵。到19世纪已有人发现，美洲的鲶鱼确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1856年，人们终于在希腊的一条流入科林斯湾的阿凯鲁鲁斯河中看到雄性大鲶鱼伺守鱼的情况，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正确观察，其描述并非虚言。
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观察和描述，是可信而有根据的。他是把人类对动物的长期观察结果下来，并加以总结、整理而使之系统化的第一个人。
德奥弗拉斯特与植物学
德奥弗拉斯特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曾和亚里士多德一起采集植物标本。后来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动物，而他继续研究植物。德奥弗拉斯特研究植物不同于一般本草学家。本草学家通常主要研究植物的药效、采集、炮制等。而德奥弗拉斯特，则是将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和记述。主要记述各地植物的分布、特产和传说。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把植物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它的形态、器官、功能，它的生长和繁殖，以及分类等等。德奥弗拉斯特所记述的植物学知识大大超出了前人的范围，他所提到的植物也不局限于希腊和地中海沿岸，还包括欧洲、亚洲其他一些地区。据说德奥弗拉斯特写有200多种论著，虽然大都失传，但至今还存有《植物志》和《植物因由》两书。《植物志》主要是对各种植物进行形态分类描述。《植物因由》主要论述植物的生长繁育、周围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病虫害及其防治等。
德奥弗拉斯特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植物的根、茎、枝、小枝、叶、花、果、等各部分。他认为根的作用是可以从土壤中吸取养料，他认识到植物地下部分并不都是根，而地上部有的却是真正起着根的作用。如指出常青藤的一种附着物就是一种附着物就是一种根，而不是须。对于茎他认为是从根向植物体各部分运送养料的器官。并将茎构造分为皮、木质和髓三个部分。对于叶他没有下定义，但他对叶的着生方式、叶序等都进行了描述。对于花，他认为花的萼片和花瓣是变化了的叶，花的子房是幼果。他已经区分出了现在所称的上位花、周位花和下位花。区分了向心花序和离心花序。他还注意到蓟有一个由许多花组成花头。在描述过程中，德奥弗拉斯特还创用了一些术语，如"果实"（carpos）指各种含有种子的结构。"果皮"（pericarpion）指种子外面所包裹的那层结构。
德奥弗拉斯特描述了大约540种种或变种。他将植物为陆生植物和水生植物两大类。陆生的又分落叶植物和常绿植物。水生植物则又分为淡水植物和咸水植物。根据生理特性，他又分植物有果实植物和无果实植物、显花植物和隐花植物等。他根据茎、叶、种子的不同特点，详细描述了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差异。
通过考察和资料分析，德奥弗拉斯特认识到野生植物有一定的分布区域。由于对水需求的差别，一些植物只分布在沼泽或其他非常潮湿的地方。一些既不生长潮湿之地，也不生长于干燥之地。而另一些植物则只能生活在海岸上。云杉和准杉等主要分布在山地；榆树、橡树、柳树则主要分布于平原地区。他指出光照也是影响植物分布的一个原因。通常检树在向阳的南坡生长良好，而冷杉则主要分布背阳的阴面。
德奥弗拉斯特详细记述了高等植物的有性生殖。他说：所有树按其种类有许多多不同之处，但有个共同之处，但有个共同之处即各种树都同雌性树和雄性树组成。对枣树来说，只有雌、雄两树靠近才有利于果实的保存。他还具体介绍了枣树人工授粉的做法。
阿尔卡芒与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学
希腊医学中包含的东西有很多是直接或间接从埃及得来的。希腊的两个最著名的学派是柯斯（Cos）学派和克尼多斯（Cnidos）学派。前一学派把疾病看做是正常健康身体的错乱，因此依靠自然疗法；后一学派研究每一疾病，并寻找对症疗法。
关于最早的有史时代，一件有趣的事，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准确地叙述了不同创伤的后果，其中描写的治疗方法也简单而直截了当，说明了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所属的种族在医学和外科方面具有理性精神的健全传统。不过，看来这个传统并不是普遍的。在《奥德赛》里，巫术就出现了，在希腊境内的大多数人民中间，正象在别的南方和东方的国家一样，符咒和驱邪成了流行的治疗方法。就是到了较晚的时代，这两种思想也是同时并存的。到古典时代快要结束时，希腊医学知识已经达到最高峰，埃匹道拉斯（Epidaurus），雅典和其他地方的爱什库拉匹（Aesculapius，医神）庙所提供的医疗中，仍然有很多巫术和符咒的成分。但是，即令到今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也还有些地方依赖符咒治疗。
随着医学的发展，希腊人所十分珍视的演绎方法也应用到医学上来，关于人的本性和生命起源的许多先入之见被当作医疗的基础，而且毫无疑问，也使很多病人送掉性命。在理论不越出范围时，医学也就取得长足的进步；医师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而且还采纳了一个极好的医师法典，后来列入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中。誓词中宣布，医师要处处为病人的福利着想，要保持自己的一生和自己这一行业的纯洁和神圣。
大多数希腊哲学家都谈到过——至少是附带地——医学理论。毕达哥拉斯派把他们的特殊信条也应用到医学理论上来。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阿尔克芒（Alcmaeon of Croton，公元前6—5世纪）在了解埃及人知识的基础上解剖过人体。他这样做是为了研究人的生理构造，埃及人却是为了制作木乃伊。阿尔克芒发现了视觉神经联系耳朵和嘴的欧氏管，还认识到大脑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他的工作实际上为西方解剖生理学的传统开了先河。阿那克萨哥拉用动物进行实验，并且用解剖方法研究它们的构造。恩培多克勒认为血液流向心脏，并由心脏流出，健康有赖于人体中所谓四种元素的正确平衡。
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他的生命平衡的医学理论和处理内外科病症的经验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主张进行精微的观察和周密地解释症候，从而指出了走向现代临床医学的道路。他为医生确立的职业道德仍然是今天医生们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在希腊化时期，解剖学得到长足发展，亚历山大里亚的医生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355－280BC.）写有《论解剖学》等著作，注意到动脉和静脉的区别，提出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心，批评亚里斯多德关于心脏是思维器官的说法。同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赫拉希斯特拉塔（约304—250 BC.）对医学生理进行开创性研究，详细观察了动脉和静脉的分布，甚至注意到了微血管的状态。他对人类心脏的观察超过以往任何人，准确地描述出心脏半月瓣、二尖瓣和三尖瓣的位置。
西方地理学的鼻祖—— 古希腊的地理学
在西方地理学史中，古希腊人的地理学占了最光辉的篇章。希腊是西方地理学的真正发祥地。正是古代希腊人创造了西文中的“地理”这一词汇。希腊语中的“地理”一词geographein，其中ge是“土地”的意思，graphein是“描述”的意思。由此可见，按照希腊语，“地理”这一词汇最古老的含义乃是“土地的描述”。现代英语的geography，法语的 geographie，德语的Geographie等，全都是由希腊语的geographein派生的。
虽然在希腊人之先，古代的埃及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人和腓尼基人他们都在地理知识的萌芽、积累和传播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真正将这些零散的地理知识整理出来，合乎逻辑地加以条理化，并提出一种思维概念结构和一种学术方法上的模式，从而形成最早期的地理学思想，这一使命却历史地由希腊人来完成了。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思想一直是整个古代西方地理学的指南，指导着古代西方世界的地理考察、发现和地理学著述，促进了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和繁荣。尽管时而它又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但是希腊人首先创立了西方地理学这一事实，毕竟是载入了史册，无可争议的。
荷马史诗——古希腊地理学产生的序曲
希腊位于古代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中海区域。地中海是一个受欧、亚、非三大洲环绕的广阔内海，风浪一般比较平静，且又很少浓雾，加之海岸曲折，有众多良好的港湾和锚地，提供航船和商旅停泊和避风隐匿。海中还散布着许多大小岛屿，便于远航船只的中途停靠和物资补给，因此自古以来，地中海中的航海活动就非常活跃，是海上帝国的发源地。
希腊人在地中海的航行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掘出的青铜器、陶瓷器、甲胄和手工艺品等，证明早在希腊殖民活动出现之前很久，大约公元前二千年期间，希腊迈锡尼航海者已经在地中海航行了。虽然上古时期古希腊人的航行范围远不及腓尼基人，不过他们也差不多航遍了地中海。他们在埃及、叙利亚和腓尼基都留下了足迹；他们还定居在塞浦路斯岛和罗得岛，同南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及利帕里群岛（LiPari）的居民做生意；他们的航船还在伊达拉里亚（Etrurie）和西班牙靠过岸。
然而，在希腊殖民活动出现之前的这些地中海航行，其范围、规模和影响毕竟是很有限的。这些航行也产生了一些故事和传说，在以后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传说中虽然也包含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素材，但它们往往是真实情况与虚构臆想混杂；科学现象与神话迷信交织。因此它们还不能代表真正的地理学。古希腊早期的许多地理观点得以流传下来，不是通过科学著述，而是通过这些故事和传说，其中应首推荷马（Homer）的两部史诗 《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尤以后者更为重要。
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约写成于公元前8-7世纪，但诗中记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则要早得多，显然是在希腊殖民活动产生之前。关于这两部古希腊最有影响的历史文献的作者，至今仍有争论。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一个生平不详的盲诗人荷马，故统称为荷马史诗。但是也有人提出这两部史诗是由民间口头传说整理而成的。
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是一部历史叙事长诗，叙述上古时期特洛伊城战役的一段情节，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奥德赛》 则是一部对当时已知世界边远地区的记述，它叙述了奥德赛在特洛伊城陷落以后，返回家乡伊塔卡途中的艰险历程。当船只被风暴吹离了航道以后，他在遥远的异乡漫游了20年。在《奥德赛》中提到的许多远方的地名，或许早已不存在了，或许是虚构臆想的，因此想要考证这些地方究竟是现今何处是极为困难的，也许是徒劳的。然而，这两部史诗极其清楚地反映出荷马的地理概念。荷马史诗中的地理知识属于半神话式的，即真实与虚幻、科学与神话的结合。荷马所熟悉的世界主要限于爱琴海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一切远离爱琴海的地方，他的认识往往是非常模糊和神奇的。因为《伊利亚特》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特洛伊城较小的范围中，也许它较能代表荷马的真实地理知识，而《奥德赛》 则为后世提供了有关当时的边远地区的一些地理概念。
此外，荷马史诗中还描述了不少自然现象。例如《奥德赛》中有一段叙述：主人公奥德赛来到了一个几乎昼夜都有阳光照射的“日不落之地”；后来又到了一个日夜黑暗沉沉的“日落之邦”。一位上古时代的诗人，怎么能凭空构想出极地的奇异景象呢？这似乎表明当时关于远北地方夏季昼长、冬季夜长的地理现象已为古希腊人所了解。史诗的虚构臆想是有科学基础的。
荷马史诗中对于风及其相关联的天气状况也有所记述，反映了在荷马时代对风的类型等气候知识有相当的认识：北风叫做Boreas，强劲而寒冷，天气晴朗；东风叫做Eurus，温暖而湿润；南风叫做Notus，强烈而湿润，常预示风暴来临，西风叫做Zephyrus，温和而阵阵有劲……。
荷马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即白昼国和黑夜国。他认为位于东方的地区离太阳较近，所以比较炎热；位于西方的地区则恰恰相反。整个南方统统归入东方范围；整个北方则归属于西方范围。关于东南西北的方向概念，以风向来判定，并以上述风的名称来命名。
荷马把地球的形状想象为类似盾形的凸圆盘。河流、大洋从四面环绕着陆地。陆地之上有一铜制的天穹，太阳即沿此天穹运行。每天日出于东方大洋，日落于西方大洋，周而复始，永无休止。至于大自然中的一切现象，荷马均归之为神所支配。有各种不同的神，分别主宰着各种自然现象。荷马关于地球已知世界的形貌，后人依据他的叙述，绘成一张地图。这张图被称为荷马地图，但并非荷马本人所绘。它可以大致反映了荷马时代地理知识所及的范围。
希腊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把荷马推崇为地理学的祖师和创建人。这一评价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荷马史诗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作品，并不是地理著作。它确实提供了不少地理知识，但还远谈不上形成一门系统的学科。事实上，对于荷马史诗的地理价值，自古以来已存在很大的分歧。古代希腊地理学家的评价也很不一致。例如斯特拉波（Strabon）就把荷马看作地理学家，把《奥德赛》当作地理读本，而埃拉托色尼（Eratost henes）却明确指出，荷马史诗不是科学著作。由此可见，因为时代背景的限制，荷马史诗的地理价值，不应估计过高。但后人还是倾向于把它看作古代希腊地理学产生的序曲。
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诞生
古希腊地理学的产生与希腊殖民活动的出现和蓬勃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哺育其成长的两个摇篮是“地理考察”和“哲学”。
希腊殖民活动的起讫年代，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大约持续了200多年。促使殖民活动出现和兴盛的主要原因有：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的缺乏；农业发展取代了畜牧业，而土地所有权集中到贵族手中，广大农民缺少耕地；手工业发展，生产需要原料，产品需要推销，促进了商业交换活动。加上城市中的内战纷争，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的被迫或自愿外流。未知世界神奇的魅力，激发了人们的冒险精神。沿着腓尼基人开辟的道路，希腊人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更熟练的技术，开始了他们向海外的殖民活动。如同腓尼基人那样，希腊人海外航行活动之初，也主要是谋求商业利益，但他们的好奇心非常强烈，逐利和求知的欲望同样旺盛。他们并不隐匿自己的地理发现，而且留下了一批早期的地理考察记载。希腊人改进了腓尼基人的航船，使它的长度增加到40多米，铺设了甲板使乘座更为舒适，航行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希腊人航行的范围越来越远，未知世界的不断发现哺育了商人们的好奇心，吸引了人们对新发现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奇异景观的兴趣，刺激了人们对这些现象进行地理解释。于是，希腊人的航海活动逐渐地从纯商业求利目的，转向为求知的地理考察目的，从而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地理考察记载。遗憾的是，这些古代地理考察记载现今大都已经失传了。
地理考察带来了文献资料的大丰收。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思维的出现，又使这些丰富的地理文献得以很好的利用，加以条理化和系统化。地理与哲学很幸运地首先在希腊爱奥尼亚（Ionie）结合起来，导致了古希腊地理学的诞生。爱奥尼亚地区在当时是学者云集，学术思想活跃的中心。这样一来，早期的古希腊地理学也被称之为爱奥尼亚地理学了。
爱奥尼亚地理学的创建人和代表人物是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和赫卡泰（Hecatee）。他们两人分别是古希腊地理学的两个流派，即地图学和描述地理学的鼻祖。古希腊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首先是从地图编绘开始，地理描述则是它发展的后一阶段。
殖民活动极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的地理视野，人们对于有人居住世界的认识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范围。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绘制当时已知世界地图的要求，以便赋予地球一种科学的图象，并将有人居住的世界范围和形貌记入其中。
当时，希腊人已航遍了地中海区域。不但到了高卢（Gaule）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e），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而且还西出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在大西洋中航行，到达塔尔提索斯（Tartessos）、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等地。向东方，他们进入好客海（le Pont-Euxin，黑海之古称）地区，在那里建立了90多处殖民地，使好客海成为“米利都人之湖”。他们在克里米亚（Crimee）、亚速海北部顿河河口和高加索（Gaucase）等地都建立了城邦。此外，希腊人还深入欧洲内陆，到达多瑙河谷地。
希腊人对亚洲的认识比较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他们对于小亚细亚、波斯帝国和印度都比较陌生，只有一些一般的和模糊的概念。对非洲的认识，最熟悉的是文明古国埃及。希腊学者中到过埃及的人很多，有许多关于埃及风土人情的记述。尼罗河洪泛现象使希腊学者们惊讶不解，每个人都试图作出自己的解释。希腊人知道苏丹位于埃及以南，那里居住着埃塞俄比亚人。埃及以西的地中海非洲海岸早已为人们所知，但对于撒哈拉（sahara）内地，仍然十分陌生。
希腊人对于划分亚洲与欧洲、亚洲与非洲的界线曾作了许多尝试。最早是将法士河（Phase，今伏尔加河）作为欧、亚两洲界线，后来这条界线又移为塔奈斯河（Tanais，今顿河）。关于亚、非两洲的界线却一致地选定为尼罗河，并将非洲称为利比亚（Libye）。由此可见，希腊人当时已经有了亚洲、欧洲和非洲及其划分的概念，这一切都为绘制世界地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爱奥尼亚地图
绘制世界地图的想法最早起源于哲学。正是哲学家，最早试图解释地球的大小与形貌。不过，绘制地图很快地成为地理学的最初目标，被视为地理学家的首要使命．在当时地理学家的眼中，地图就是对地球和世界的解释。它借助于几何学和天文学的成果，以图形形象化地确定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并勾画出有人居住世界的形状。
米利都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0）是第一个“敢于在一张图上画出人类居住的地球的形状的人”。因而他被公认为是名符其实的地理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是著名的天文学与几何学家泰勒斯（Thales） 的学生，这使他有条件将天文学和几何学的丰富知识应用到地图绘制中来。
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地球是宇宙和自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宇宙体系设想天空是一个球体，它的下半部看不见。地球是一个圆柱体，由于环绕地球的天空所有各点吸力相等，使它得以不动地维持在天球体的中央。地球圆柱体的直径三倍于它的高度。他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反射日光。他还将日圭的用法引入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观点宣称，无穷是一切事物的原则。这是一个混乱而又包括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同时用于时间、空间和数量方面。也许正是这一无穷概念的空间定义，将他引向地理学道路。此外，他的国家希腊的航海与商业活动所涉及的广大范围，启发了他用地图来表示他的国家所处位置的念头，进而产生绘制世界地图的想法。航海与商业活动则为他积累了资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地图内容。
阿那克西曼德绘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令人惋惜地已经失传了。关于这张世界地图的内容，后人知道得不多。根据一些文献的说法，在他的地图中，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有人居住世界的四周都被大海所环绕——这同荷马地图中圆形大洋的图象是一致的，同关于赫尔克列斯之柱和苏伊士地峡（suez）以外存在着一个外海的传闻也相吻合。这块有人居住的陆地处于圆盘状地球的内部，也被画成圆形。欧洲被画在图的上部（北部），亚洲被画在图的下部（南部）。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和希腊半岛也在图上有所反映，而且形状已画得相当地准确。此外，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地图中，还有海岸线、河流和山脉。当时已知的两条大河——尼罗河和多瑙河当然被画入图中，还画有一条猜测中的、位于欧洲北部的山脉——里佩斯山（Rhipees）或希伯波里恩山（Hyperboreens）等。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地图的总轮廓。整个地图力求圆形几何对称。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几何学和逻辑学观念。
阿那克西曼德对地图学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本身。在他之后，绘制地图蔚然成风。许多学者，如赫卡泰、德谟克里特（Democrite）和攸多克索（Eudoxe）相继绘制出经过修改和增订的世界地图。人们将这一时期的地图通称为“爱奥尼亚地图”，它指的是主要由希腊爱奥尼亚人绘制的地图。这些地图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地图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使有人居住世界的地理图象更臻完善和准确。
大约公元前500年，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戈拉斯（Aristagoras）将一幅爱奥尼亚世界地图镌刻在一块铜板上，带去送给斯巴达国王（SParte）。这张铜板图刻得非常详细，可以看出所有陆地海洋和河流的轮廓。从米利都（Milet）到苏萨（Suse）所经过的各个国家都一一标出。整幅地图反映了大洋包围陆地，陆地呈圆形的形势——这正是爱奥尼亚地图对于地球和有人居住世界认识的共同特征。此外，根据考古发现，公元前4世纪爱奥尼亚货币的背面图案，为一幅以弗所（Ephese）地区的地图浮雕。这也证实了，当时的希腊地图乃是人们喜爱和崇尚的物品。
诚然，爱奥尼亚地图在对地球和有人居住世界形貌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当受奥尼亚地理学鼎盛时期。已经出现了地球球体说。最早提出地球球体说的人，一说是哲学家柏拉图（Platon）； 一说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s）。但是，不管怎样，地球球体说的观点对地图学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所有爱奥尼亚地图中的世界图象始终未能摆脱阿那克西曼德地图的原始构想。
赫卡泰与描述地理学的起源
阿那克西曼德创立了地图学，赫卡泰则赋予了地理学以文学的形式。正是他创立了描述地理学。虽然在赫卡泰之前，殖民时期的希腊航海者曾编撰了一些《航行记》之类的记述，对地中海和黑海一带进行了描述。不过大多是干巴巴的航行日记，或稍稍加以文学修饰，还称不上真正的描述地理学。这类《航行记》通篇塞满了地名和里程数字，显得枯燥无味，但也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地理资料。如记载了海岸的性质和形状、海岬、半岛、港湾及其深度，河流入海口的形态，沿河上溯直到大居民点的距离以及通航状况，港口特征，海岸腹地景观，甚至还记载了动植物区系，火山现象和居民习俗等。这些丰富的地理素材正是赫卡泰创建描述地理学的基础。
赫卡泰（大约公元前540-前480）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使他得以进入上层社会。他出生的米利都城是古希腊的文明城市，学者、思想家云集。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思想活跃，到处旅行，曾周游过埃及、小亚细亚和好客海地区，还游历过伊朗高原和米底亚（Medie）。据信他也曾涉足过厄庇努斯（Epire）和马赛利亚（Massalia）。赫卡泰博览前人的所有著作，特别是各种航行记，并结合自己亲身旅行的观察记载和在各地搜集的大量资料，编撰了一部地理著作，包括一部《旅行记》和一幅地图。赫卡泰的这部地理著作，大大超越了前辈平庸的《航行记》，它以丰富的地理资料与生动的文学描述相结合为其特点，可以说是西方地理学史中第一部真正的描述地理学著作。他的著作现今保存下来300多个片段，是珍贵的地理学史文献。
据地理学史研究考证，赫卡泰的《旅行记》分为欧洲和亚洲两大部分。这种区域划分无疑源自阿那克西曼德地图的最初概念。描述的重点是地中海区域，写作顺序从地中海北岸开始，从西向东由赫尔克列斯之柱到达地中海东岸，然后又从南面沿着非洲海岸返回原处。赫卡泰按照民族特征将地中海海岸划分许多区段，并以当地居住的民族名称来命名地区，接着逐一加以区域描述。这种描述方法反映了古代最早期的地理区划思想。赫卡泰的地理描述着重于海岸地区，他逐段描述海岸及其腹地的情况，并明确指出海岸带的范围。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叙述：“普希利克湾（Psylique，今大锡尔特湾）宽阔水深，要航行三日。”腹地的描述以所达最远处为限，包括腹地的地形、河流和城市等内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赫卡泰的区域描述摆脱了前辈航行记的旧框框，不再是干巴巴的罗列海岸线、港口、城市和山川河流的地名和里程，而增加了许多引人人胜的描写内容，例如猎捕鳄鱼、河马的惊险场景以及动人的孔雀故事。他以神话中的神名解释城市名称的由来，关于城市的建立和领土占有的传说等段落也都非常精彩，别具一格。赫卡泰的文字华美，风格清新，古代讲究辞藻的文学家都认为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过，赫卡泰首先是一位地理学家，他具有地理学家敏锐的观察力和综合分析的能力。这表现在他进行地理考察时，总是很注意观察景观外貌的总特征。他关于厄尔布尔士山地（Elbourz）的一段描述就很有代表性：“在靠近希尔坎尼亚海（Hyrcanie）的地方，耸立起高高的山岭，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山顶覆盖着有刺灌丛。”这一叙述很有价值，明确地划分出山地植被的森林带和灌丛带，揭示了山地植被垂直分布的规律性。此外，赫卡泰的著作还对动、植物区系，民族及其风俗习惯，居民点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等都作了相有价值的记载。除了地中海地区之外，赫卡泰的著作还记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如马其顿（Macedoine）、色雷斯（Thrace）直到多瑙河的巴尔千、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波斯、埃及尼罗河谷地、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等。赫卡泰的著作无论从地理内容，还是从地区范围来看，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翔实，堪称古代最早的地理大全．
赫卡寨的地理著作具有鲜明的描述地理学特色。虽然这部著作仍沿用《旅行记》这类名称，但已绝非前人的《航行记》同一而论。赫卡泰的描述地理学的创新特色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以海岸地区面状的地理描述，代替以往航行记中习用的海岸线状记载；（2）以文学描述代替航行记完全实用性的地名、地物和里程的罗列；（3）地理综合法和实地考察调查方法的应用。总之，赫卡泰的地理著作和地理学思想为描述地理学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最后，还应当提一下赫卡泰地理著作中的那幅附图。虽然赫卡泰的世界地图比之阿那克西曼德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多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由于赫卡泰的地图十分幸运地流传后世，它使人们对已经失传的阿那克西曼德的第一幅世界地图的构想有了个印象，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地图学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卡泰的世界地图是一份珍贵的地图学史文献。
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评述者与总结者——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前425）是一位著名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之称。他的巨著《历史》一书是古代历史学宝库中的重要文献。然而，地理学史研究者都一致将他作为杰出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他的名著《历史》一书中，属于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爱奥尼亚地理学作了详细的评述和总结。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历史学和地理学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人们也不注意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门学科的学者。
希罗多德出身于豪富贵族家庭，后来在政治斗争中流亡。流亡标志了他的地理冒险生涯开始。他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多年的旅行考察和搜集资料，使他对地理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熟悉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爱琴海诸岛屿和南意大利；他到过马其顿、色雷斯，并穿过海峡进入好客海，直到伊斯特河口（Ister，今多瑙河河口），还向北沿顿河谷地，行经俄罗斯草原；他的旅踪还涉及波斯帝国的许多地方，访问了苏萨（suse）和巴比伦（Babilon）；多次访问了埃及，并沿尼罗河上溯到埃利芳提纳（E1ephantine，今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此外，他搜集了关于撒哈拉绿洲和沙漠商队道路的材料。
希罗多德具有一个地理学家的志趣和素质。他的旅行有着浓厚的地理考察和探险色彩。例如，他的第一次出游是去好客海，其目的并非考察历史，而是打算研究世界是怎样分成一个个大陆的，它们又各具什么样的范围和形状；他的埃及之行主要旨在考察尼罗河源头和洪水规律及三角洲的成因。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
在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不但包含了丰富的地理内容，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地理学观点。在论述亚洲和非洲的界线时，他不肯盲从前人以尼罗河为界的传统说法，最早将这两洲的疆界从尼罗河改划为苏伊士海峡。他提出这一新划法的依据，反映了他敏锐的地理观察和综合分析的能力。他精辟地指出，尼罗河三角洲是由河流泥沙冲积而成的。“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句传颂至今的至理名言便出自于希罗多德。他认为尼罗河两岸居住着同一埃及民族，若以尼罗河作为两洲界线，势必将同一三角洲及其上的居民分割开来，这样是说不过去的。这些最早的关于地理区划界线的论述，即使以现今的眼光来看，也是很精辟的见解．希罗多德还指出里海是一个封闭海域，并非北方大洋的一部分，这一论述比此后流传数世纪的说法还精确。
希罗多德从爱奥尼亚地理学中汲取了营养同时又对它作了有分寸的评述。他接受了地球是扁平状的和只有一条固定的地平线等说法，但抛弃了有人居住世界被海洋包围，因而地图画成圆形等老框框。在他编绘的地图上，北方不存在海洋，欧洲和亚洲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向北和向东延伸．相反，他坚持认为南方存在一个连续的大洋，从印度洋到大西洋，希罗多德的这些观点比之前人对地球的认识又大大进了一步。希罗多德发扬了爱奥尼亚人的描述地理学，使之更加系统化和逻辑化。他的地理描述方法是将地区描述和种族描述相结合。前者描述空间单元，即自然环境特征，后者描述居民及其生活习俗，并以后者为主。这种地理描述构想反映作者已意识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地理学基本原则之一，“人地关系论”思想的最早萌芽。它标志了希罗多德的地理学思想，比赫卡泰又有了决定性的进步。
不过，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古代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他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历史学方面，地理学毕竟只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他始终未能真正地将地区描述与种族描述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热衷于种族学的叙述，而地区描述就显得十分单薄，更谈不上深入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了。尤其是在他的民族描写中，充斥着大量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和臆想的离奇神话。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居民习俗的冗长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因而削弱了著作的科学性。同时，他应用希腊哲学逻辑，作出一些地理学的椎理和假说，也有谬误和缺乏科学价值之处。从地理学观点来看，希罗多德令人遗憾地将地理学和历史学混淆起来。正是由于他的巨著《历史》的威望和华美，致使地理学在古代很长时间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甚至在近代地理学史中，仍然存在着这种影响。
然而，希罗多德的地理学成就和贡献是不应低估的。他的著作对于爱奥尼亚地理学，无论是从描述地理角度，还是从地图角度，都有重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较完整地流传至今，通过他对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评述和总结，才使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许多论点和叙述，得以流传后世。可以设想，如果《历史》一书也不幸失传，对历史学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对地理学，特别是古代西方地理学史，将会留下一页巨大的空白，其损失无法弥补。
自然地理学的诞生与亚里士多德
爱奥尼亚地理学家的思想受到哲学的启发，不仅满足于地理描述和编绘地图，而且试图解释发生在地球表面上的各种自然现象。诸如航海中遇到的各种灾害性天气的形成机制，陆地上发生的火山、地震，河流侵蚀与堆积作用，尼罗河的洪水与三角洲形成等自然现象，无不使地理学家为之惊讶和思索，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他们去观察和研究，寻求合乎哲学逻辑的解释。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某些自然现象，但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虽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环境论》汇集了有关自然地理现象的许多原始资料，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自然地理学系统理论的创建和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亚里土多 德（Aristote，公元前384-前322）。亚里土多德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古希腊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地理学内容，特别是关于自然地理现象的系统论述。属于此类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气象学》、《论天》、《宇宙论》、《论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论产生与消灭》、《动物史》、《论动物的起源》、《论动物的习性》、《论植物》等。
亚里土多德对地理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增进和传播地理学知识。事实上，他的著作中的地理学知识，并没有太多独到处。然而，这位逻辑哲学大师，采用了一种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推理的综合归纳法，致力于创立一种按照严格的机械论来解释自然现象的系统理论。于是，他就摆脱了前辈学者单一地解释个别自然现象的旧框框，而以综合的观点解释一系列自然现象，力求将自然地理学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循环机制上。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地理学思想体现了古希腊地理学思想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的地理学贡献
亚里土多德接受了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n）的关于地球是圆球体的概念。柏拉图采用演绎法推理，根据圆是最完美的对称形，推论地球是圆球形。亚里士多德则采用归纳法推理，根据实地观察所见的种种现象加以验证，对地球圆球形说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亚里土多德提出的论据有三：（1）一切物体都有堕入地球中心的趋势，即重心律；（2）月蚀时地球在月面上投下一个圆影；（3）当人们向北方旅行时，各星辰相对于地平的高度逐渐增加，这种现象只有在地球是一个球曲面才可能发生。这些论据都是他亲身观察得到的，他是最早认识并实地考察和观察地球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
亚里土多德虽然始终未能摆脱“地球中心论”的束缚，但他已认识到星体的运动及其对地球气候、冷热交替和物质转变的影响。他接受爱奥尼亚人普遍推崇的“火、气、土、水”四种基本要素的理论，认为地球上的一切物质客体都是这四种要素按不同比例做成的。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亚里土多德又加上第五种要素“以太”， “以太”是地球上不存在的，构成天体的物质。进而他又概括得出要素之间两两对比的四种起因，即热和冷，干和湿，并认为它们的二元结合加上太阳的二相运动（每日的沿经线运动和每年的沿纬线运动），便可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特性和变化规律。由此建立了一套系统理论，广泛地应用在各种气候和气象现象的解释，为气象学和气候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亚里土多德关于季节和天气现象的解释，是上述系统理论应用的极好例子。他明确地指出，正是太阳向夏至点和冬至点的运动，形成了夏季和冬季、雨季和干季之分。水受到太阳的吸引升上天空，然后再变成雨降落下来。在太阳交替接近或远离的地区，即南方和北方，降雨最丰沛。同样，他以受太阳热力作用蒸发的地表水的相继变热或变冷，来解释云、雾、露、霜、雪、雹的形成。此外，他还提出存在两类气体的观点。一是干燥的烟状气体，来自于土地；一是潮湿的雾状气体，来自于水。前者形成风，后者形成雨，两者在太阳的热力作用下相互转变，就产生了风雨雷电、霜露雪雹等变幻万千的天气现象。
在水文学方面，亚里土多德摒弃了传统的理论，即认为河流是从巨大的地下水库中流出来的。他精辟地指出，河流是由地下水一点一滴汇聚形成，它从山地流出来。山地象海绵一样，水渗流进去并汇聚成河。山地使上升的水蒸气变冷，凝成雨水降落。正因为如此，最大的河流总是从最高的山地流出来，印度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便是最好的例证。
亚里土多德的地形学也是以“干湿说”系统理论为基础的。他认为“干湿说”可以解释地表形态的变化。土地在不断地变干或变湿，不过它们的进程是很缓慢的。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原来是泥沼遍布的一片泽国，后来沼泽不断变干，才成为哺育埃及文明的肥沃良田。亚里士多德对河流的侵蚀和堆积过程进行了很细致的观察，他指出河流遗留的冲积物数量非常可观，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e）正是由于河流冲积物不断堆积，变得越来越窄。他预言这个海峡总有一天会变得不过一条河流那么宽，甚至完全消失掉。
“干湿气体说”还被亚里士多德引用来解释地球内部的现象。例如地震在他看来，是由于地下空气运动引起的，并指出在那些地下裂隙孔洞众多的地区，如赫勒斯滂（Hellespont）、西西里岛等地最经常受地震之害。显然，“干湿说”理论解释地震原因方面的科学性，远不如它在气象、水文和地形学上的应用。此外。亚里士多德对海洋、海流和潮汐现象的解释，同样也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例如他认为海洋是没有源泉的，潮汐是风的变化造成的等等。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居住适应地带学说，对古代西方地理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使当时仍处于假设中的地球分带理论趋于明朗化。他明确地指出，地球上人类居住的适应性同纬度有关，而且与赤道距离成函数关系。赤道附近，阳光灼热，一切生命都难以存在；远离赤道的地区太寒冷，也不适宜人类居住。只有处于两者之间的温带，才是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地带。他还推测赤道以南应对称地存在一个南温带，不过由于中间受炎热的赤道带的阻隔，人们是无法达到的。总之，亚里士多德从地球球形的概念得出了正确的论断，他指出由于太阳光线在球面各个不同点的入射角不同，而引起的照明和受热的差异现象是气候带存在的原因。这一结论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气候带和自然带的形成及纬度地带性的普遍规律.从而对自然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对于地理学也有不利影响的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教条主义和决定论观点，特别是决定论观点后来被广泛地引伸或歪曲，以致在古代很长时期内，成为地理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桎梏。甚至近代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与亚里土多德的哲学观点也有渊源关系。
从爱奥尼亚地理学走向新地理学的转折——攸多克索
地球球体说取代了爱奥尼亚人的平盘状观点，无疑地会给地理学带来广泛的影响。爱奥尼亚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同代人，克利德的攸多克索（Eudoxe，公元前395-前342）接受了地球球体说，并开创了一条新途径，把天文学、几何学与地理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分带理论。他指出，如果说地球是圆形的，那么就可以根据天空中固定不动的星星的高度，来确定某地的纬度位置，还可以在地球上勾画出一系列线条，代表天空赤道、热带圈和极地圈，这样就将地球分为带状了。同时，他从埃及神甫那里获悉用两个热带地区季节交替来解释尼罗河洪水的说法。由此受到启发，他联想到地球存在两个半球，它们的气候条件相似，但按太阳的运动规律相互交替。于是，地球分带的理论已具雏形了。
攸多克索对地球的圆周作了估算。他根据同一子午线上两个地点观测到某一星体的高度差，推算出地球圆周长为40万古希腊里。被观测的那颗星体大概是老人星，它在克利德紧贴地平线，而在埃及则高悬天空。然而，不管在古代1希腊里究竟有多长，反正40万希腊里这一数值太大了。攸多克索提出这种估计方法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他的计算数值本身的意义，启发了后人作出精确的测算。
攸多克索的地理学成就，还在于他发展了描述地理学。他著有一部七卷本的《地球的描述》，井附有一张作者本人新编的世界地图。攸多克索对地球的描述，其科学性有很大的提高。他认为地球上有人居住的世界南北半球两相对应，中间隔了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热带。有人居住世界的长度两倍于它的宽度。按照古希腊人的概念，长度是指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宽度是指南北两端之间的距离。攸多克索将世界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部分。他对埃及作了长篇的叙述，并在多处修改了希罗多德所作的结论。他是第一个正确认识尼罗河洪水原因的人，指出它是由于埃塞俄比亚丰沛的雨水造成的。
失传的巨著——《地球的描述》
攸多克索的著作《地球的描述》是描述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部伟大著作。它的体例和结构，主要受赫卡泰和希罗多德的影响，但全书七卷的地理内容比赫卡泰和希罗多德的著作要丰富得多，而且提供了不少新东西，反映了描述地理学的进步。例如在地区描述中，他除了袭用前人沿海岸区域和民族风俗描写之外，还增加了城市地理学的新内容。他生动细致地描述了科林思城（Corinthe），勾画出这个居高临下的城堡的险要形势，并第一次在地理描述中，注明了山岳的高度和登山里程的数据。由此可见，他对城市地理研究非常感兴趣，这一领域在他之后迅速发展起来了。
在攸多克索的著作中，地质、动物和植物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他指出了许多新奇的地质学现象，如甜水泉、咸水泉和间歇泉；沥青露头和沥青湖……他提到许多珍异的动、植物，如陆棲鱼类、小鳄鱼（即大晰蝎）、巨海鳗以及非洲蜜花树（即枣椰树）等。
攸多克索的这部著作令人遗憾地未能完整地流传后世，但从残存的片段已可看出，该书的地理内容广博而翔实，描述生动细致，章节条理分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地区描述中，已开始注意分析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诚然，书中也夹杂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和神话迷信之类的内容。但是重要之点是攸多克索已明显地摆脱了爱奥尼亚地理学思想的旧框框。事实上，地球球体说的发现，完全改变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地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对世界更广泛、更深刻的考察，未知世界的不断被发现，地理学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将由华提亚斯（Pytheas）的远航和亚历山大（Alex andre le Grand）的远征揭开序幕。攸多克索是古希腊地理学发展到这个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果他的著作没有失传，他在古代西方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将不会象现在这样名不见经传，甚至常常被一些地理学史家所忽略或遗忘。
古希腊的科学家
“希腊化时代的哥白尼”——阿里斯塔克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os，310—230BC.）生于爱琴海中的萨摩斯岛，曾就学于雅典学园。他不但是一个精细的观察者，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理论家。他对宇宙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太阳和恒星都是不动的，地球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地球又绕自己的轴每天自转一周。
他还认为，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出恒星相对位置的变化，是因为恒星与地球的距离比起地球运动的轨道大得多的缘故。阿里斯塔克斯的这种理论与后来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已十分接近。但是他不但不被人所理解，并且当即就认为是渎神，因此他受到了控告。阿里斯塔克斯还有一项历史性的贡献，就是运用几何论证法测定太阳和月球对地球的近似比值。这个方法在理论上很巧妙，但由于仪器和其它因素的限制，测出的数据不够准确。现在我们来介绍这一方法。这一方法是，设太阳、地球、月亮为WTXT S、E、M在月亮正好是半圆时，此时太阳光线直射到月亮上，那么此时的∠EMS=90°，那么△SME是直角三角形。这时，阿里斯塔克斯又利用仪器测得∠MES为87°，再用正弦函数,即可算出太阳到地球（即ES）和地球到月亮（即EM）的比值。他算出的结果是ES：EM≈18～20之间。比值算出后，如果已知月地距离EM，那么MS也就得出。这个方法的原理是如此简明，所以直到1800年还在为天文学家所用。阿里斯塔克斯算出的结果和现代精确的结果相比，相差很大，但他的开创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为后来者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
为“地理”命名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275—193BC.）生于希腊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昔勒尼（cyrene，在今利比亚）。他在昔勒尼和雅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成就则主要表现在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
埃拉托色尼曾应埃及国王的聘请，任皇家教师，并被任命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一级研究员。从公元前234年起接任图书馆馆长。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古代西方世界的最高科学和知识中心，那里收藏了古代各种科学和文学论著。馆长之职在当时是希腊学术界最有权威的职位，通常授予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学者。埃拉托色尼担任馆长直到他逝世为止，这也说明了他在古希腊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学家推崇为“地理学之父”，除了他在测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第一个创用了西文“地理学”这个词汇，并用它作为《地理学概论》的书名。这是该词汇的第一次出现和使用，后来广泛应用开来，成为西方各国通用学术词汇。
埃拉托色尼充分地利用了他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职位之便，十分出色地利用了馆藏丰富的地理资料和地图。他的天才使他能够在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创新。埃拉托色尼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两部代表著作中，即《地球大小的修正》和《地理学概论》二书。前者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并以地球圆周计算为著名。他创立了精确测算地球圆周的科学方法，其精确程度令人为之惊叹；后者是有人居住世界部分的地图及其描述。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采用经纬网格编绘世界地国的方法，全面地改绘了爱奥尼亚地图。他以精确的测量为依据，将得到的所有天文学和测地学的成果尽量结合起来，因而他所编绘的世界地图不仅在当时具有权威性，而且成为其后一切古代地图的基础。埃拉托色尼的这两部地理著作不幸都失传了，不过通过保存下来的残篇，特别是斯特拉波的引文，后世对它们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精辟见解有一定的了解。
丈量地球的周长
关于地球圆周的计算是《地球大小的修正》一书的精华部分。在埃拉托色尼之前，也曾有不少人试图进行测量估算，如攸多克索等。但是，他们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计算结果很不精确。埃拉托色尼天才地将天文学与测地学结合起来，第一个提出设想在夏至日那天，分别在两地同时观察太阳的位置，并根据地物阴影的长度之差异，加以研究分析，从而总结出计算地球圆周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比自攸多克索以来习惯采用的单纯依靠天文学观测来推算的方法要完善和精确得多，因为单纯天文学方法受仪器精度和天文折射率的影响，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埃拉托色尼选择同一子午线上的两地西恩纳（Syene，今天的阿斯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夏至日那天进行太阳位置观察的比较。在西恩纳附近，尼罗河的一个河心岛洲上，有一口深井，夏至日那天太阳光可直射井底。这一现象闻名已久，吸引着许多旅行家前来观赏奇景。它表明太阳在夏至日正好位于天顶。与此同时，他在亚历山大里亚选择一个很高的方尖塔作为日文，并测量了夏至日那天塔的阴影长度，这样他就可以量出直立的方尖塔和太阳光射线之间的角度。获得了这些数据之后，他运用了泰勒斯的数学定律，即一条射线穿过两条平行线时，它们的对角相等。埃拉托色尼通过观测得到了这一角度为7?12′，即相当于圆周角360?的l／50。由此表明，这一角度对应的弧长，即从西恩纳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距离，应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50。下一步埃拉托色尼借助于皇家测量员的测地资料，测量得到这两个城市的距离是5000希腊里。一旦得到这个结果，地球周长只要乘以50即可，结果为25万希腊里。为了符合传统的圆周为60等分制，埃拉托色尼将这一数值提高到252 000希腊里，以便可被60除尽。埃及的希腊里约为157．5米，可换算为现代的公制，地球圆周长约为39375公里，经埃拉托色尼修订后为39360公里，与地球实际周长引人注目地相近。由此可见，埃拉托色尼巧妙地将天文学与测地学结合起来，精确地测量出地球周长的精确数值。这一测量结果出现在2 000多年前，的确是了不起的，是载入地理学史册的重大成果。
此外，《地球大小的修正》一书还包括以下各方面的研究：赤道的长度、回归线与极圈的距离、极地带的范围、太阳和月亮的大小、日地月之间的距离、太阳和月亮的全食和偏食以及白昼长度随纬度和季节的变化等等。这些研究代表了当时地理学发展的高水平。
描绘新的地球
《地理学概论》一书致力于研究有人居住的世界。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先是一段简短的绪言，对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回顾，然后着重阐述地球的结构和演变以及水的运动（潮汐、海峡中的海流等）；第二卷为数理地理学。主要探讨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形状和结构、地球的区域和地带的划分以及已知世界的范围等问题；第三卷是论述世界地图的改绘，包括一幅新编绘物世界地图以及区域描述。埃拉托色尼的这本书总结了古希腊地理学的成就，标志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最高水平，是古代地理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文献。
埃拉托色尼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居住适应地带学说，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三大洲和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等五个温度带。他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分带法，对五个地带的南北界线，均给予纬度的严格划分。埃拉托色尼的区域和地带的划分，与前辈学者相比，科学性和系统都要强得多。他的地球分带已同现代地理学的“地带”概念相当接近。他确定的回归线位置，与其实际位置（23?30′）仅差半度，其精确性令人为之赞叹！不过，埃拉托色尼关于世界陆地三大洲的划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大，显然这是受到当时认识论和科学水平的局限。
埃拉托色尼认识到，古老的爱奥尼亚地图必须全面地改绘。他的目标是运用几何学的方法，依据精确的天文学和测地学新数据，来绘制更合理的世界图象。他毫不含糊地屏弃了亚历山大以前的资料，大量采用毕提亚斯远航和亚历山大远征以及其他新近的地理考察的成果。在使用资料时，他并不是一味盲从，而十分注意分析判断，力求去伪存真。例如，他在处理路线测量资料时，考虑了地势起伏和道路弯曲等因素，对资料提供的里程数据，平均减去了1／15，来加以订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图的精度和资料的准确性。
为了编绘新的世界地图，埃拉托色尼首先估算了有人居住世界的宽度和长度。宽度数值是沿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子午线测算出来的，结果是38000希腊里；长度数值则是沿着从赫尔克列斯之位至恒河河口一线来估算的，结果是78 000希腊里。长度线与宽度线组成了地图的基础座标，它们在罗得岛相交，然后，他在这两条基础座标线上，各选了一系列地点，如经线纵座标上的阿罗马提斯（Aromates，今索马里）、麦罗埃（Meroe）、西恩纳、亚历山大里亚、赫勒斯湾、波里斯丹尼河(Borysthene，今第聂伯河河口)和图勒等七处；纬线横座标上的印度河、“里海之门”、幼发拉底河上的塔普萨克（Thapsa-que）、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等处，分别划出横向的纬线和纵向的经线，组成了地图的经纬网格。埃拉托色尼创立经纬网系统，是地图学发展中的一项重大的突破和飞跃，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为投影地图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是投影地图学取代经验地图学的先驱。
埃拉托色尼在他的基础经纬网之上，还叠加了一套被称为“普林特”框格（Plinthes）和“斯弗拉吉德斯”框格（Sphragides）的几何图形。前者呈长形条带状，后者呈不规则形状。它们组成了地图的第二级网格系统，作为一级经结网格的补充，其作用是便于标明《地理学概论》一书中所描述的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地区的思维方法，似乎可视为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区划”的雏型。同时，他将地理描述中的分区叙述与地图编绘紧密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创新尝试，成为描述地理学与数理地理学相结合的又一种范例。
显然，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思想比前辈地理学家更臻成熟。他对地理空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地理实体，也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包含各种特性的地域，而且因为在地理空间中，存在着特征鲜明的自然环境同改造利用这一环境的社会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著作和成就标志了古代希腊地理学的最高峰和结束。
“天文学之父”—— 希帕库斯
希帕库斯（Hipparchus，190—125BC.）生于毕迪尼亚，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他曾长期在罗得岛上进行天文观测。可惜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已遗失。
这位天文学家之父，为方位天文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从古代观测的年误差只有6分钟。他还用视差法，求出月地距离。就是在月食时用月球的视直径和地球影子的直径相比较，从而运用三角形方法计算出月地距离。
希帕库斯还把几个世纪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编成精密的数学表，用这些表来推算月食和日食。这个工作是以前许多代学者曾经努力，但没能取得成功的。他还为了测量的需要，创造了当时完全不知道的三角学，甚至球面三角学。
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有一颗新星爆发，这件事促使了希帕库斯编造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记载恒星的星表。 他对这些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做了精密的测量，目的是将来有奇异的天象出现时，能够确定其位置，同时也能发现恒星间的相对的运动。事实上他的确通过这一工作发现了恒星运动。希帕库斯制成的这个星表共包含1025颗星，记载了恒星在星座间的分布和它们的亮度。他的后继者托勒密把它抄写在自己的著作里。
希帕库斯不愧为知识上的巨人，他还发现以经纬度测定地球上地点的方法和由极点向赤道面投影的制图法。他将前人的观测和自己的星表相比较，又发现了分点岁差。他指出，这种岁差是由于黄道和赤道的交点缓慢移动所产生的。
希帕库斯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行星观测资料和对各个行星的观测数据表，可以说，这是天文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但遗憾的是他一方面奠定了天文学基础，另一方面又为地心说开辟了道路。
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等每一个天体都有一个轨道，即“本轮”上运动，而这轨道又在一个更大的轨道即“均轮”上围绕地球运动。希帕库斯的这种错误理论指导着从托勒密到第谷的许多杰出天文学家的工作，统治天文学界达1600年之久。所以在天文学之父的希帕库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双向性结局，这也许是古代天文学上致命的弱点。
“天文圣经”的创造者——托勒密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古希腊天文、地理、地图、数学家 。
公元127年，年轻的托勒密被送到亚历山大去求学。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曾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151年。
托勒密于公元二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主张地球处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均环绕地球运行。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从而被人们广为信奉。托勒密本人声称他的体系并不具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是一个计算天体位置的数学方案。至于教会利用和维护地心说，那是托勒密死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
除了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 托勒密在地理学上也做出了出色的成就。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整个地球，主要研究其形状、大小、经纬度的测定以及地图投影的方法等。他制造了测量经纬度用的类似浑天仪的仪器（星盘）和后来驰名欧洲的角距测量仪。托勒密有地理学著作八卷，其中六卷都是用经纬度标明的地点位置表。他的多数地点位置好象都是根据他的本初子午线和用弧度来表现的平纬圈之间的距离来计算的，因为他的经度没有一个是从天文学上测定的，只有少数纬度是这样测定的。托勒密采用了波昔东尼斯测定的地球周长的较小数值，这就使得他所有用弧度表现的陆向距离都夸大了，因为他把每一弧度的距离定为五百希腊里，而不是六百希腊里。这样一来，从欧洲到亚洲横贯大西洋的洋面距离，看上去就比埃拉托斯特尼的计算值小得多，这项计算最后还导致了哥伦布从西面驶往亚洲的企图。
托勒密著有四本重要著作：《天文学大成》（Almagest）、《地理学》(Geography)、《天文集》(Tetrabiblos)和《光学》(Optics)。 《天文学大成》——500年的希腊天文学和宇宙学思想的顶峰——统治了天文界长达13 个世纪。这样一本知识上参差交错且复杂的著作，不是单独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托勒密依靠了他的先驱者，特别是希帕库斯，这一点是无须掩盖的。他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假设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以及所有天体以均匀的速度按完全圆形的轨道饶转的前提下，试图解释天体的运动。因为实际天体以变速度按椭圆轨道饶地球以外的中心运动，为了维护原来的基本假设，就要考虑某些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托勒密使用了3种复杂的原始设想：本轮、偏心圆和均轮。他能对火星、金星和水星等等的轨道分别给出合理的描述，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模型中，那么它们的尺度和周期将发生冲突。然而，无论这个体系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它还是流行了1300年之久，直到15世纪才被哥白尼推翻。
托勒密还曾制造了供测量经纬度用的、类似浑天仪的仪器和后来驰名欧洲的角距测量仪。通过系统的天文观测，编出了1000多颗恒星的位置表。
托勒密的地心体系
（1）地球位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
（2）每个行星和月球都在本轮上等速转动，本轮的中心则沿着均轮运动，只有太阳直接在均轮上绕地球转动，地球不在各均轮的圆心上，而是偏离一段距离；
（3）水星和金星在本轮中心位于地球和太阳的联机上，这一联机一年绕地球一周，火星、木星、土星到它们各自的本轮中心的直线总会和日地线平行，这三颗行星每年绕其本轮中心一周；
（4）恒星都位于「恒星天」之上；
（5）日、月、行星除上述运动外，还与恒星天一起，每天绕地球自东向西转一周。
能推动地球的人—阿基米德
能推动地球的人——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212)是古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象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即使牛顿和爱因斯坦也都曾从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
从洗澡的故事说起
关于阿基米德，流传着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叙拉古赫农王让工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假，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
后来，国王请阿基米德来检验。最初，阿基米德也是冥思苦想而不得要领。一天，他去澡堂洗澡，当他坐进澡盆里时，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他突然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跑了出去，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Fureka，意思是“我知道了”)。
他经过了进一步的实验以后来到王宫，他把王冠和同等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两个盆里，比较两盆溢出来的水，发现放王冠的盆里溢出来的水比另一盆多。这就说明王冠的体积比相同重量的纯金的体积大，所以证明了王冠里掺进了其他金属。
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浮力定律：物体在液体中所获得的浮力，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一直到现代，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计算物体比重和测定船舶载重量等。
阿基米德的生平
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诞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今意大利锡拉库萨)。他出生于贵族，与叙拉古的赫农王有亲戚关系，家庭十分富有。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他十一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希腊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城去学习。
亚历山大位于尼罗河口，是当时文化贸易的中心之一。这里有雄伟的博物馆、图书馆，而且人才荟萃，被世人誉为“智慧之都”。阿基米德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许多年，曾跟很多学者密切交往。他在学习期间对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学习天文学时，发明了用水利推动的星球仪，并用它模拟太阳、行星和月亮的运行及表演日食和月食现象。为解决用尼罗河水灌溉土地的难题，它发明了圆筒状的螺旋扬水器，后人称它为“阿基米德螺旋”。
公元前240年，阿基米德回叙古拉，当了赫农王的顾问，帮助国王解决生产实践、军事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公元前212年，古罗马军队攻陷叙拉古，正在聚精会神研究科学问题的阿基米德，不幸被蛮横的罗马士兵杀死，终年七十五岁。阿基米德的遗体葬在西西里岛，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内切球的图形，以纪念他在几何学上的卓越贡献。
阿基米德的科学成就
阿基米德无可争议的是古代希腊文明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数学家及科学家，他在诸多科学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使他赢得同时代人的高度尊敬。
阿基米德在力学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他系统并严格的证明了杠杆定律，为静力学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阿基米德系统地研究了物体的重心和杠杆原理，提出了精确地确定物体重心的方法，指出在物体的中心处支起来，就能使物体保持平衡。他在研究机械的过程中，发现了杠杆定律，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他在研究浮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浮力定律，也就是有名的阿基米德定律。
阿基米德确定了抛物线弓形、螺线、圆形的面积以及椭球体、抛物面体等各种复杂几何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在推演这些公式的过程中，他创立了“穷竭法”，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逐步近似求极限的方法，因而被公认为微积分计算的鼻祖。他用圆内接多边形与外切多边形边数增多、面积逐渐接近的方法，比较精确的求出了圆周率。面对古希腊繁冗的数字表示方式，阿基米德还首创了记大数的方法，突破了当时用希腊字母计数不能超过一万的局限，并用它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
阿基米德在天文学方面也有出色的成就。除了前面提到的星球仪，他还认为地球是圆球状的，并围绕着太阳旋转，这一观点比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要早一千八百年。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了不起的。
阿基米德的著作很多，作为数学家，他写出了《论球和圆柱》、《圆的度量》、《抛物线求积》、《论螺线》、《论锥体和球体》、《沙的计算》等数学著作。作为力学家，他著有《论图形的平衡》、《论浮体》、《论杠杆》、《原理》等力学著作。
阿基米德和雅典时期的科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既重视科学的严密性、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精确的、合乎逻辑的证明；又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他非常重视试验，亲自动手制作各种仪器和机械。他一生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构和机器，除了杠杆系统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举重滑轮、灌地机、扬水机以及军事上用的抛石机等。被称作“阿基米德螺旋”的扬水机至今仍在埃及等地使用。
“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
阿基米德不仅是个理论家，也是个实践家，他一生热衷于将其科学发现应用于实践，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埃及，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左右，就有人用杠杆来抬起重物，不过人们不知道它的道理。阿基米德潜心研究了这个现象并发现了杠杆原理。阿基米德曾说过：“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
当时的赫农王为埃及国王制造了一条船，体积大，相当重，因为不能挪动，搁浅在海岸上很多天。阿基米德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杠杆滑轮系统安装在船上，将绳索的一端交到赫农王手上。赫农王轻轻拉动绳索，奇迹出现了，大船缓缓地挪动起来，最终下到海里。国王惊讶之余，十分佩服阿基米德，并派人贴出告示“今后，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
爱国者阿基米德
在阿基米德晚年时，罗马军队入侵叙拉古，阿基米德指导同胞们制造了很多攻击和防御的作战武器。当侵略军首领马塞勒塞率众攻城时，他设计的投石机把敌人打得哭爹喊娘。他制造的铁爪式起重机，能将敌船提起并倒转……
另一个难以置信的传说是，他曾率领叙拉古人民手持凹面镜，将阳光聚焦在罗马军队的木制战舰上，使它们焚烧起来。罗马士兵在这频频的打击中已经心惊胆战，草木皆兵，一见到有绳索或木头从城里扔出，他们就惊呼“阿基米德来了”，随之抱头鼠窜。
罗马军队被阻入城外达三年之久。最终，于公元前212年，罗马人趁叙拉古城防务稍有松懈，大举进攻闯入了城市。此时，75岁的阿基米德正在潜心研究一道深奥的数学题，一个罗马士兵闯入，用脚践踏了他所画的图形，阿基米德愤怒地与之争论，残暴无知的士兵举刀一挥，一位璀璨的科学巨星就此陨落了。
几何学的创始人—— 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Euclid，约300BC.）是古希腊最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早年在雅典受教育，熟知柏拉图的学说。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受托勒密王（前３６４-前２８３）之邀，到埃及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城工作，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和著述。他写过不少数学、天文、光学和音乐方面的著作，而以巨著《原本》最闻名于世。《原本》原有１３卷，后人又补充２卷。这本著作的原稿早已失传，现存的是公元４世纪末西翁的修订本和１８世纪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希腊文手抄原本。这部西方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数学著作，为２０００年来用公理法建立演绎的数学体系树立了最早的典范。德摩根曾说，除了《圣经》，再没有任何一种书像《原本》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被译成如此多种语言。从１４８２年到１９世纪末，《原本》的各种版本竟用各种语言出了１０００版以上。明朝万历年间(１６０７)，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前6卷译成中文出版，定名为“几何原本”。“几何”这个数学名词就是这样来的。《几何原本》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部西方数学著作。
在《几何原本》中，欧几里得首先给出了点、线、面、角、垂直、平行等定义，接着给出了关于几何和关于量的十条公理，如“凡直角都相等”、“整体大于部分”以及后来引起许多纷争的“平行线公理”等等。公理后面是一个一个的命题及其证明，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平面作图，勾股定理，余弦定理，园的各种性质， 空间中平面和直线的垂直、平行和相交等关系，平行六面体，棱锥、棱柱、园锥、园柱，球等问题，此外还有比例的理论，正整数的性质与分类，无理量等等。公理化结构是近代数学的主要特征，而“几何原本”则是公理化结构的最早典范，它产生于2000多年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欧几里得完成巨著“几何原本”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自己的天分和勤奋外，在他之前已有许多希腊数学家作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积累起了许多数学知识。不过这些知识是零碎的，不连贯的，可以比作砖瓦、木石。欧几里得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吸收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演绎体系，把这些零碎的，不连贯的数学知识进行分类、比较，揭示彼此间的内在联系，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中。就好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师把木石、砖瓦建成巍峨的大厦一样。
古籍中记述了两则故事说明了欧几里得的治学态度。一个故事说：托勒密国王问欧几时得，除了他的“几何原本”之外，有没有其他学习几何的捷径。欧几里得回答道：“几何无王者之道。”意思是在几何学里，没有专门为国王铺设的大路。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求知无坦途”，成为千古传诵的箴言。另一个故事说：一个学生才开始学习第一个命题，就问学了几何之后将得到些什么。欧几里得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从古籍记载的这两则故事可知，欧几里得主张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刻苦钻研，不赞成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作风，也反对狭隘的实用观点。
除“几何原本”外，欧几里得还有不少著作，如“已知数”、“图形的分割”、“纠错集”、“园锥典线”、“曲面轨迹”、“观测天文学”等，可惜大都失传。不过，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考验，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几何原本”。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约460—377BC.），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提出“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他把疾病看作是发展着的现象，认为医师所应医治的不仅是病而是病人；从而改变了当时医学中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观念。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重视卫生饮食疗法，但也不忽视药物治疗，尤其注意对症治疗和预后。他对骨骼、关节、肌肉等都很有研究。他的医学观点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医生，母亲是接生婆。在古希腊，医生的职业是父子相传的，所以希波克拉底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父母去世后，他在希腊，小亚细亚，里海沿岸，北非等地一面游历，一面行医，从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民间医学。
那时，古希腊医学受到宗教迷信的禁锢。巫师们只会用念咒文，施魔法，进行祈祷的办法为人治病。这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病人不仅被骗去大量钱财，而且往往因耽误病情而死去。
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了可怕的瘟疫，许多人突然发烧、呕吐、腹泻、抽筋、身上长满脓疮、皮肤严重溃烂。患病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没过几日，雅典城中便随处可见来不及掩埋的尸首。对这种索命的疾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此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他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希波克拉底指出的癫痫病的病因被现代医学认为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这个病名，也一直沿用至今。希波克拉底对骨折病人提出的治疗方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为纪念他，后人将用于牵引和其他矫形操作的臼床称为“希波克拉底臼床”。
为了抵制“神赐疾病”的谬说，希波克拉底积极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因，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他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的，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情跪弱、动作迟纯的抑郁质。人所以会得病，就是由于四种液体不平衡造成的。而液体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所以他认为一个医生进入某个城市首先要注意这个城市的方向、土壤、气候、风向、水源、水、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这些与人的健康和疾病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环境。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的气质的成因的解释并不正确，但他提出的气质类型的名称及划分，却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其中关于手术的记载非常精细，所用语言也非常确切，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
在他的题为《箴言》的论文集中，辑录了许多关于医学和人生方面的至理名言，如“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暴食伤身”；“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简陋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寄希望于自然”等，这些经验之谈脍炙人口，至今仍给人以启示。
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这个医道规范的制定者就是希波克拉底。20世纪中叶，世界医协大会又据此制定了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
为古希腊传说中医神阿斯克勒波勒斯亲自为一名妇女治病。据说他传授的并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秘诀，而是如何拥有健康的体魄。因此早在那时，希腊医生就为他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最后一个医学家——珀加孟的盖仑
加孟的盖仑(Gallean，129—199AD.) 是古代希腊最后一个伟大的医学著作家。他的死亡标志着古希腊医学富有创造性的时期的结束。盖仑是一个奇怪的过渡性人物，对他那个时代充满神秘气氛的环境来说，他是相当科学化的了；而对于后代的科学家来说，他又显得十分神秘。在盖仑身上兼有科学家，实验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特征。但在医学界，他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地位也许仅次于伟大的希波克拉底。
由于盖仑的写作风格实在使人厌烦，现在很少有人再读他的著作。这位自负的天才留下各种内容的著作有一百多本。还在他13岁时，他就写了三本书。他的文章长得出奇，例如他对希波克拉底著作的评注竟比原文还长。他写作论述的学科很多，这充分显示了他具有惊人的精力，并且也说明他当时流行的所有科学，医学，哲学和宗教思潮都有广泛的兴趣。盖仑仅仅现在出版的完整的著作就有20大卷。据说完成这些书的出版工作便化了整整12年的时间，要读完这些著作差不多也要化这么多的时间。
盖仑生于珀加孟。这个地方位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边，面对着累斯搏斯岛。珀加孟以具有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一座图书馆和一座神庙而自豪。这些建筑使得珀加孟在文化上可以与亚历山大城相媲美。亚历山大的托勒密王朝为了阻止珀加孟文化事业的发展，禁止向它出口纸莎草纸。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珀加孟的羊皮纸就发展起来了。而且，这种书本终于代替了过去的纸莎草纸的书卷。这座城市还是强烈的基督教福音传道的所在地。盖仑的父亲尼孔是个仁慈的建筑师。但他的母亲却是个爱争吵的妇女，她是这样的凶狠，以致在脾气爆发时竟会咬她的仆人。尼孔曾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命中注定会成为一个医生。盖仑早年曾拜当地的柏拉图派学者做老师，学习了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亚里十多德派及德奥弗拉斯特派的学说。十七岁时，他给一个精通解剖的医生当学生。尼孔死时，盖仑才二十岁，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了旅行生活以追求医学知识。他到过很多地方，包括希腊，巴勒斯坦，腓尼基，塞浦路斯，克拉特岛和亚历山大城。
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探索精神使希罗费罗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塔充满了生气，并给亚历山大城留下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罗马人统治的时期，人体解剖是严格禁止的。因此盖仑只能通过解剖猪，山羊，猴子和猿类来学习解剖学。他不多加考虑地就把他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知识应用到人的身上。在三十岁那年，他回到珀加孟，恰好赶上了夏季的节日集会。这次选择的机会极为适当，因为当地没有一个称职的医生可以为角斗士们治伤。盖仑在治疗这些角斗士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找到了工作，还为许多私人看病，并且获得了为角斗士们治疗的正式职业。不久，他又不满足于呆在珀加孟了。公元162年，他决定到帝国的京城去试一下自己的技艺，这一次又有幸获得一个施展自己技艺的机会。
在罗马，盖仑很快地也享受到了他在珀加孟已习以为常的他人的诌媚奉承。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患了疟疾，罗马的许多医生都治不好，但是盖仑治愈了他。于是，盖仑很快地就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把他当作一个奇迹的创造者。接着他又治好了恺撒的一名主要行政长官妻子的病，从而得到了这位长官的赞助和庇护。这位保护者和他一样，也对解剖学非常感兴趣。四年后，正当他的事业蓬勃兴旺，并且也得到大量报酬时，他却突然启程回珀加孟了。关于回家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受到当地许多手艺较差的医生的敌视，不得不回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离开罗马的时候与当地烈性传染病的爆发时期恰恰一致。这种传染病可能是天花或斑疹伤寒。
不久以后，盖仑在奥里略皇帝的邀请下，永久定居于罗马。皇帝称他是最优秀的医生和哲学家。他成了奥里略皇帝的御医，还为后来接任的三个皇帝服务过。在所有这些奇遇中，盖仑一直忙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演讲上课，学术论战等活动中。他还忙着写作各种专题论述。他声称自己写了256本书，其中有131本是关于医学的。这些书的内容包括哲学，数学，语法，法律，解剖学，生理学，脉搏，卫生学，营养学，病理学，治疗学和药学，对希波克拉底的评论以及自传材料。他的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的实验能力。
盖仑既担心自己的著作会被粗心的复抄者所误传，又担心少数蹩脚的著我们作者把他们那些低级的东西冒充他的著作。因此他给细心的读者们提供了一本指导手册，叫做《关于他自己的书》。这本手册列出了一份他自己的著作的目录，并作了说明。
盖仑虽然禁止进行正规的人体解剖，不过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是很放心的。他解剖了许多动物，他认为对于医学解剖来说，猿类在解剖上与人最相近。他虽然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地解剖人体，然而他利用了许多偶然的机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论骨骼》一书中，他曾谈到当坟墓或历史遗迹被弄开时，他常有机会观察人的骨骼。他带着病态似的热情描述过一件事。一次，洪水把一具尸体从坟墓中冲出。它顺着溪水来沉在河滩上。尸体的肉烂光了，但骨髓仍然完整地相互连接着。这样，这具尸体就“好像是医生为他的学生上课准备好的标本一样，便于让人们进行观看”。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强盗的尸体被扔在离路边不远的田野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埋葬这个恶棍，结果鸟吃完了他身上的肉。仅仅过了两天，这尸体就已经“准备好让任何一个愿意欣赏解剖演示的人参观了”。
盖仑告诉他的读者，要了解人体的秘密，唯一的道路是研究伟大医生（例如他自己和伟大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通过实际的体验。医生必须首先认真地学习哲学，以便了解人的身体在健康或疾病情况下的本质。他特别赞扬希波克拉底，认为他的话应该当作神的启示而牢记。但是，只是读书还很不够。他写道：“不仅要研究希波克拉底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观点，而且要直接观察自然，观察动物，通过对自然状态下真实情况的研究，才能判定他的学说是否真实，是否正确。”在关于人和宇宙的哲学观念上，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认为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关于身体结构及其功能的观点，他完全是个目的论者，在人体结构的任何一部分中，他都可以发现用来证明上帝的力量和智慧的证据，任何事物都显示出它是上帝设计的。
盖仑在他的长篇演说中激烈地反对自然主义者，因为这些自然主义者否认人体的结构安排及其完善性是上帝的杰作。他特别向那些主张唯物主义，无神论，原子论的人们大发脾气。尽管他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解剖学家，观察家和实验家之一，但在他对原子者的谴责中却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神秘的宗教精神。他显然是相信占星术和治病救人的巫术。他曾自命不凡地宣布过治疗之神 - 阿斯克勒庇俄斯-曾在梦中会见过他。对他来说，身体是灵魂的工具。这种观点使得这个异教的哲学家的观点可以为基督教会所接受。
盖仑是一个技艺精湛，观察敏锐的解剖学家。他的著作非常适合于学生使用，学生不仅从字面上而且可以从精神实质上学习他所教导的内容。他的解剖学工作在《论解剖过程》和《论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两书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盖仑在解剖学工作上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他的成就达到了古希腊医学研究的顶峰。中世纪，盖仑的话在医学和生物学问题上有最高的权威。他的解剖学研究，直到十六世纪才受到别人的挑战；而他的生理学概念 到十七世纪以前一直保持着实质上不受人怀疑的地位。
但盖仑的解剖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即他研究的对象是动物而不是人本身。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特征限制，他难以避免这点不足。当然，尽管他没有掩盖这相事实，但是却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赛尔苏斯所提议的，他本来是应该利用伤口作为深入研究人体内部器官的窗子，这样便可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很容易想象，在作为他第一批病人的角斗士们可怕的伤口上，他所能得到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趣。
盖仑不满足于纯粹的解剖学描述，他还想进一步把研究范围从人体的结构发展到器官的功能，从纯粹的解剖学发展到实验性的生理学。虽然他曾受过亚里士多德派的教育，但却丝毫不赞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派宁愿争论而不愿解剖的态度。在把医学研究从解剖学发展到生理学的过程中，盖仑希望能够把希波克拉底的医术转变成医学。在建立以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时。盖仑是一个既没有竞争对手但也没有先驱榜样的拓荒者。盖仑的著作由于数量太多，写作的风格又总是使人厌烦得不愿读下去，因此还没有受到完全的研究。这样，人们就过分地强调了他著作中引起十六世纪解剖学家们起来造反的那些错误部分。但无论是他对学术的贡献还是他的缺点错误，都曾在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历史上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他著作中的这两个方面都应平衡地给予评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盖仑关于循环系统的工作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但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混乱的生理学与正确的实验演示相结合的奇怪混和物。在研究血管系统的某些方面，他的工作没有埃拉西斯特拉塔精确。但盖仑轻易地否定了在活体动脉内只有空气的说法。这充分地显示了盖仑在进行简单而直接的实验时的巧妙。他在活的动物身上暴露相当长的一段动脉分别在动脉两端用线扎拄。然后，当结扎的两端之间切开动脉时，便可以看见喷出来的是血液而不是空气。由于血液不可能通过结扎的两端到达中间，因此，在动脉被切开以前，里面存在的必定是血液。
然而，盖仑关于血管系统的论述中，也有一些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假设了肝脏是静脉源泉的说法，并且教条主义地断言心脏的中隔是有穿孔的，这些错误是他关于空气、灵气和血液分布的错误理论的组成部分。由于盖仑的理论要求血液必须是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的，而他又知道在心脏的中隔上密布着坑坑洼洼，因此他就假设认为这些小的坑凹必然是用来让血液从心脏的右边流到心脏的左边去的。对盖仑来说，心脏本身就是令人困惑难解的谜。他否认心脏是块肌肉，因为它与其他的肌肉不同，它非常坚韧，而且从不停止跳动。实验证明，把心脏从动物体内取出以后，它仍能继续跳动。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心脏的跳动是独立于神经刺激之外的。
由于盖仑把心房看作是作是由较大的静脉扩张而成，没有什么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心脏是由两个腔 - 心室所组成。心的作用在于通过在心脏里面进行的缓慢燃烧而不断地产生“内热”。然而他又卓有成效论述了心脏的瓣膜以及血液如何通过动脉分布到全身各处。他甚至还注意到，当暗红色的静脉血在肺中加入空气后，颜色就变得鲜红的事实。但是他却发现在肺静脉中没有血液，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同遭到很多人诬蔑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的结论相一致，即肺静脉只输送空气。盖仑在研究这个系统时，技术问题，例如缺乏注射器械等明显地增加了他的困难。他关于生理过程的总的概念也导致了他的错误。
盖仑生理学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学说：生命过程被分成三个层次，分别由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和理性灵魂来控制，而生命最终是靠作为宇宙呼吸“元气”（即空气）维持的。盖仑把他的解剖学知识、生理学知识与这种哲学系统结合起来，把人体看成了精心制作和分配元气的三种适应性的改变物的场所。这些改变物又分别与体内的三个主要器官：肝脏、心脏和脑，三种类型的管道：静脉、动脉与神经相联系。在本质上，元气被肝改造成“自然的灵气”是在脑子里发生的。这样，盖仑就精巧地使他所知道的解剖学知识与他所信奉的哲学原理相符合。要得出这三种"灵气"是如何精心制作出来又怎样在全身合理分布的结论，需要进行某些有独创性研究，还要对身体各器官的功能作出大量推测性的思索。
按照盖仑的说法，血液由消化了的食物不断地合成出来。食物的有用部分变成的“乳糜”，从肠经过肝门静脉进入肝脏。肝脏具有把乳糜转变成暗色的静脉血的功能。肝是与营养和生长有关的植物性生命场所，它充满了带有自然的灵气的血液。食物中无用的部分在脾脏中变成胆汁。血液带有自然的灵气和营养物质从肝脏出发，沿着静脉系统分布到全身。他认为心脏的右边是静脉系统的主要分枝。血液从心脏右边出来后进入不同的分枝。部分血液通过动脉样的静脉（肺动脉）向肺里排出“烟气”，这些烟气就被呼出体外。部分血液碰到了由气管和静脉样的动脉（肺静脉）从外界带进来的元气，两者混和，就产生了颜色鲜艳的动脉血和活力的灵气，再通过动脉系统分布到全身。某些动脉中的血液流到位于大脑基部叫做“迷网”的血管网中。在这里，活力的灵气变成了动物性灵气，然后通过中空神经分布到全身。
盖仑的“人体”解剖学中的错误几乎与他在生理学中的错误一样多。他认为肝是五叶的，实际上另一些动物（如狗）的肝才是五叶的。位于大脑基部的迷网实际上只存在于反刍动物身上，并且把心脏的主动活动阶段看作是在膨胀期，而不是收缩时就把空气排出体外。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当心跳频率比呼吸频率要快得多时心脏怎么能够推动呼吸进行。虽然盖仑的体系是以不完善的观察和不正确的推理为基础，但它却在一千四百多年这样漫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似乎满足了把医学和哲学传统完全而简单地结合起来的需要。它结合了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说、亚里士多德把生命和灵气分为三级的学说以及斯多噶派的庞大宇宙精神（灵气）学说。此外，它还充满了宗教精神，对伟大的造物主及其杰作的钦佩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盖仑知道只有实验才是通向科学的唯一道路，并且常常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不幸的是，他自己在工作中并没有严格地遵循这条规则。然而，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实验生理学的大师，这在神经系统生理学的研究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些方面，他的成就是这样的先进。他仔细地进行了脑、脊椎的神经的解剖。他指出，神经起源于脑和脊椎，而不是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起源于心脏。他还对脊椎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这些都记载在他的《论解剖手术》一书中，他注意到当第一节和第三节脊椎骨之间的脊髓受到损伤时，立刻就会导致死亡；第三和第四节脊椎的损伤会抑制呼吸；在第六节脊椎骨以下横切脊髓将造成胸部肌肉的瘫痪；而在再下面一些部位损伤脊髓则会引起下肢、膀胱和肠的瘫痪。
在生理学上，很难找到一个盖仑丝毫未触及的问题。他超出了认为肾脏的功能已经清楚了的看法，而通过结扎输尿管证明了尿液是在肾脏里形成的，与膀胱无关。他还进一步打算通过给猪喂不同的食物，然后解剖它们的胃，并通过观察来研究其消化过程。
盖仑虽然在和平神庙（the Temple of Peace）里进行过公开讲演和实验演示，但是他没有自成学派，也没有留下任何门生。尽管他有辉煌的学术成就和能与罗马皇帝相处的才干，但是他的脾气想必是非常古怪，以致不能与同行及有作为的学生和睦相处。盖仑努力地综合了一个包括生理学、病理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总的系统。虽然在今天要指出他的错误十分容易，但过去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却认为他的理论是令人满意的。
毫无疑问，盖仑是从古代直到维萨里（Vesilius）以及后来哈维（Harvey）的时期内最重要的解剖学家和医学实验家之一。甚至维萨里和哈维这两个伟大的科学家在开始也是信仰盖仑主义的。后来他们抛弃了盖仑主义，也许正应该被认为是作为科学家的盖仑的真正科学精神的胜利。他们正是从盖仑那里接受了教育，受到了鼓舞。几百年来，盖仑主义阻碍了生物学家的进步，但这并不是盖仑本人的过失。这是教会对他的错误赋予巨大的权威。这些错误包括：三种灵气的概念，拟人化的目的论理论，他的宗教精神，以及把科学方法用作证明宗教教义的手段。长期以来，对盖仑主义提出疑问都要冒被指控为异教徒的危险。他那些非常明显的错误竟被没有头脑的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这无论是对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对盖仑本身的荣誉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
在欧洲的黑暗时期，盖仑的大多数长篇大作虽然不为世人所知，但没有失传或完全被人忽视。他的著作被译成了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并再次给了盖仑的潮流以新的动力。他的宗教倾向及医学知识（即使包括他的实验方法），也都成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研究医学的基础。
希腊文化科学的集大者——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384年—322BC.)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渊博的学者。他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结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 ，所以他的家庭应该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67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是柏拉图学院的积极参加者。
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二十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的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的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
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的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又继续呆了两年，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公元前343年，他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十三岁，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于公元前336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 到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
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所需要涉及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完的。
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第二年，他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古代东西方文化科学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
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三种: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
在天文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在物理学方面，他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
在生物学方面，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
在教育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如极限、无穷数、力的合成等。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后来由他的注释者汇编成书，取名叫作《工具论》。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逻辑学既不是理论知识，又不是实际知识，只是知识的工具。《工具论》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物理学》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物体运动不已，需要有一个不断起作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一书中开始讨论物质和可毁灭的东西，并进而讨论了发生和毁灭。在这个发生和毁灭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这些地上的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
《气象学》讨论了天和地之间的区域，即行星、彗星和流星的地带；其中还有一些关于视觉、色彩视觉和虹的原始学说。第四册里叙述了一些原始的化学观念。在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远不如他的生物学著作那样令人满意，然而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后期却有很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等。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开始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亚里士多德运用观察试验的方法和辩证思维的方法，大大推动了当时科学的进展。但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利用他的著作中一些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东西，比如神推动世界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等观点，把它们奉做不能改变的经典和不能超越的权威，肆意歪曲他的著作，这又束缚住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世纪科学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集上古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所以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奥运会的起源与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但在此以前，古奥运会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古希腊是一个神话王国，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和曲折离奇的民间传说，为古奥运会的起源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传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祭祀宙斯而定期举行的体育竞技活动。另一种传说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有关。赫拉克勒斯因力大无比获"大力神"的美称。他在伊利斯城邦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不到半天功夫便扫干净了国王堆满牛粪的牛棚，但国王不想履行赠送300头牛的许诺，赫拉克勒一气之下赶走了国王。为了庆祝胜利，他在奥林匹克举行了运动会。
奥运会的起源，实际上与古希腊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9-8世纪，希腊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无统一君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斯巴达城邦儿童从7岁起就由国家抚养，并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生活。战争需要士兵，士兵需要强壮身体，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希腊诸邦国家都建有专供人们进行锻炼的练身场，练身场一度成为古希腊诸城邦的标志之一。古希腊的练身场，通常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场地，场地四周建有回廊。练身场上有跑道，跑道四周有看台，练身场没有屋顶，竞技练习都在露天进行，古代希腊人认为晒太阳是健康的标志，白皮肤则意味
着身体不健壮。在古希腊进练身场，也是公民的一种荣誉。在古希腊，人们崇尚体育运动，所以几乎每个希腊自由的公民都到练身场去受过训练，尤其是那些贵族，他们认为只有到练身场去受过训练的人，才算是有教养的人，否则就要将他们归入做手艺和出身低微的人之列。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连续不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普遍渴望能有一个赖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于是，为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基本上是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一周期被称为“奥林匹亚德”。按此周期算，则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间,经历了1168年，共应举办293届；但实际上召开的次数要少得多。不过，古代奥运会有规定，一个奥林匹亚德为一届，不管举行与否次数照算。古奥运会初期，竞赛项目不多，所以前22届时间仅一天。后来随着比赛项目增加，又延长为两天。从第37届增加少年比赛项目后，时间又延长到五天。其中第一天是开幕式，举行献祭和宣誓仪式，第二、三、四天是比赛的具体内容，第五天是闭幕式，进行发奖和敬神活动。
最初的奥运会比赛是在奥林匹亚村的阿尔齐斯神域内进行的，后来在神域的东北角修建了一块长
方形运动场，周围有依天然地形修成的看台。运动场跑道宽32米，每次可供20名选手同时比赛，长为192米。起跑线用石条铺成，上面刻有两道平行的小槽，供运动员起跑时使用。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竞技大会，在它延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古希腊人的一个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便向奥林匹亚涌去，在那里，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人们穿着最华贵的衣服，带着最珍奇的珠宝，彼此炫耀自己的富裕。各城邦派出的优秀选手则在竞技场上奋勇拚搏，他们赤身裸体进
入赛场，向神和观众展示他们超人的体能、健美的身体和良好的教养。奥运会的盛况大大超出了竞技比赛的范围，它是希腊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推动政治交流、促进贸易发展、繁荣希腊文化、融合民族感情的作用，它使全希腊人民在和平的气氛中欢聚一堂，其丰富的内容和壮观的场面，形成了全希腊最盛大的节日。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奴隶社会进入了鼎盛期，但随后不久，内部战争分歧，社会矛盾加剧。公元前五世纪末，爆发的泼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奴隶制开始走向衰败，也是古代奥运会由兴到衰的转折点。战争使经济萧条，社会风气低下，运动竞技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逐渐成为人们追求财富的手段，运动会上出现了营私舞弊、损人利己的不良倾向，奥运会的崇高理想受到扭曲。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闻名于世的古代奥运会走向全面衰落。公元四世纪末，统治了希腊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立基督教为国教，因此把祭祀宙斯神的古代奥运会当作是异教活动，为了维护罗马对希腊的统治，为了巩固基督教的地位，公元394年，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终止了古代奥运会，历时1169年的古代奥运会从此消失了。
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1894年4月16日巴黎国际体育会议胜利召开，6月23日，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规定法语为国际奥委会的法定语言，沿袭古奥运会传统，每四年举行一次运动会。第一届奥运会原拟1890年在巴黎举行，后来考虑希腊为古奥运会发源地，在希腊举行比在巴黎意义更重大些，大会决定把第一届会期改在1896年，鉴于古典运会遗址奥林匹亚已成一片废墟，会址改设在希腊首都雅典。
古代奥运会的竞赛章程
公元前561年，古希腊哲学家卓罗斯为古代奥运会起草了一份竞赛章程，章程上的有关规定一直是奥运会必须遵守的规则。
1．竞技赛会的组织者由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地方官员和宗教头面人物具体负责，他们有权决定运动员和观众的资格。
2．竞技赛会的仲裁委员会由宙斯神殿中的专职祭司和经过选举产生的裁判人员共同担任。
3．凡在比赛中贿赂裁判或行为不检点的人要被罚以巨款。
4．竞技比赛只能在个人之间进行，不能在团体之间进行。
5．竞技者必须是希腊人，必须在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法律上没有污点，其身份必须得到裁判员的证明。
6．女子不能参加和参观比赛，违者处死。
古代奥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
教练员：
古代奥运会的教练员是从效忠城邦和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大型竞技会上获得过优胜，并在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医疗保健、营养卫生、训练方法以及心理学等方面有较高水平，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和信赖。
许多教练员都把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和养生家的理论广泛地运用到运动训练中，帮助运动员在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比赛后，体力得到尽快恢复，以利于提高运动员素质，创造优异成绩。
教练员还要努力把竞技者培养成沉着、冷静、善于控制自己的选手，以便应付竞技场上出现的各种情况。其训练和管理极为严格。
运动员：
古代奥运会有十分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宗教色彩，所以对运动员的身份有严格的规定：
1．必须是纯希腊人； 2．必须是自由人； 3．必须是男子。
运动员也要在宙斯神像前举行宣誓仪式，他们保证不以非法手段取胜，保证不破坏奥运会规定。当一系列考查合格后，他们的名字就被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到奥林匹亚最显眼处。从这时起，他们便不能以任何理由退出未来的比赛，只能为了夺取冠军而进行不惜一切的拼搏。
裁判员：
古代奥运会的裁判员享有极高的荣誉和极大的权力。他们有以下职责：
1．奥运会开始前，提前到伊里斯学习比赛规则； 2．按规定对运动员进行资格审查； 3．监督运动员训练、讲解运动道德； 4．向希腊各城邦下达“神圣休战”命令； 5．带领运动员宣誓； 6．组织比赛、决定优胜者和执行判罚。
古代奥运会上的第一个裁判员是德尔法国王依费托斯，以后改为由伊里斯人继承。在奥运会最初的二百年间，只设一个裁判员。公元前580年，改为两名裁判员。公元前480年，裁判员增为九人，并从中选出一名裁判长，开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三人负责五项竞技，三人负责车马赛，另外三人负责其它比赛。公元前384年，正式确定裁判员人数为十人，不再增减。裁判员要在宙斯神像前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他们保证不接受贿赂，保证光明正大地履行裁判员的职责。在奥运会上，如对裁判的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如确系误判，裁判将被罚以重金，但判决不能被推翻。
优胜者：
古奥运会的优胜者在全希腊极受人们的尊敬和崇拜，冠军的称号不仅给优胜者本人，而且也给优胜者的父母和他所在的城邦带来极大的荣誉。在希腊人的心目中，获得奥运会冠军称号的人是宙斯神最喜爱的勇士，是全希腊最优秀的公民，古代奥运会的授奖台设在天神宙斯像前。对优胜者奖以野橄榄叶编成的桂冠，制备程序十分隆重。优胜者站在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授奖台上接受奖品，头戴月桂花环、身着绛红色礼服、手持棕榈树枝的裁判员，用高亢而庄严的声调向公众宣布优胜者的姓名、个人历史、父母姓名、所属城邦国家的名称，以及 他们在本界运动会上获胜的项目，并同时向优胜者授予一枝棕榈树叶。随后优胜者被观众簇拥着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成千上万羽信鸽腾空而起，直上云霄，把奥林匹克竞技优胜者的英名和功绩传报四方。橄榄冠成为古代奥运会的至高奖品，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返回家乡的优胜者要受到隆重的欢迎，城邦政府还要给以优胜者丰厚的待遇，如免除一切赋税，终身由国家供养，在剧场保留最好的位置等。因此，所有参加奥运会的竞技者都认为比赛的目的就是获得冠军。
为了永久纪念优胜者，奥运会还决定在奥林匹亚神庙区给获得过三次冠军的优胜者塑像。为优胜者塑像的艺术家，不少人是古希腊最杰出、最伟大的雕塑家。
古希腊人对一些特别健美的优胜者敬之如神，民间有疾患，皆去求救，对优胜者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古代奥运会的竞赛项目简介
赛 跑
1、短跑
短跑是古奥运会上最初的唯一比赛项目。跑距约为192米。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运动员抽签决定组次和起跑位置。
2、中跑
中跑是在公元前724年第14届古奥运会上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中跑的长度是两个跑道长（384米）。在终点线折回处，有转向石柱，竞技者绕过石柱，再返身往回跑，跑法与往返跑相似。
3、长跑
长跑在公元前720年第15届古奥运会时被列为正式项目。就是在跑道上作多次往返跑，跑24个跑道长(4608米)。
4、武装赛跑
该项目在公元前520年第65届古奥运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早期参赛者都身着铠甲，头戴盔帽，腿裹皮护膝，左手持盾牌，公元前4世纪，演变为赤身裸体手持盾牌参赛。起跑时采用单腿跪姿，跑距为4个跑道长（768米）进行两次往返跑。武装赛跑场面壮观、争夺激烈，是古奥运会的闭幕式。
在以上各项赛跑中，运动员裸体光脚跑，跑姿与今天大体相同。
摔 跤
摔跤是古希腊人十分喜爱的项目，是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公元前708年第18届古奥运会上，摔跤被列为五项竞技中的一项，同时又被列为单独进行的竞赛项目。
比赛之前，抽签决定对手。比赛中，只要肩、胸、膝等部位触地，即被判为失去一分，如失去三分便被判为失败。取胜的人再抽签分组，继续比赛，直到场上只剩下一人为止，这就是最后的优胜者。
五项竞技
该项目在公元前708年第18届古奥运会上被定为比赛项目，其五项包括赛跑、跳远、掷铁饼、掷标枪和摔跤。
1．赛跑
与单独进行的短跑一样，跑距为192米。
2．跳远
分立定跳远和助跑跳远两种。助跑跳远技术与现代很不相同。运动员必须手持1．5～4．5公斤的石制或金属制哑铃，古希腊人认为这样可以准确掌握两臂摆动的幅度，加大推力，增加跳远的距离，还可以保持身体平衡，使双脚平稳落地，按当时规定两脚落地不平行，成绩无效。
跳远比赛在笛声伴奏下进行，目的是激发竞技者情绪、掌握助跑节奏和计算时间。
3．掷铁饼
竞技者先在手上沾满沙子或泥土，然后持饼前后摆动，用上一步或上三步法投出。当时铁饼的直径和重量差别很大，无统一规格。由于缺乏保护措施，常发生伤亡事故。
4．标枪
有掷准和掷远两种。枪长约1．6米，粗细与食指相同。用于投准时，安装有锋刃的矛头，用于投远时，安装无锋刃的矛头。在标枪的中前部，用细皮条缠绕，皮条尾端结成一个圈，投掷时将食指和中指插入皮套中，古希腊人认为这样做有助于保持飞行方向和投得更远。
5．摔跤
与单独进行的摔跤不完全相同，每组只进行一局比赛便决出胜负，还禁止采用单项摔跤中的一些危险动作。
拳 击
拳击在公元前688年第23届古奥运会上被列为比赛项目。比赛不分局数，不按体重分级，抽签决定对手，也不受时间限制，直到其中一方被打倒在地昏迷或举起右手表示认输为止。胜者之间再抽签拳斗，直到剩下一人为止。
混 斗
混斗是由摔跤和拳击混合而成的一个竞技项目，在公元前648年第33届古奥运会上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
混斗比赛不像摔跤那样只将对手摔倒即可，而是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各种动作打击对手，直至对手丧失抵抗力或承认失败为止。规则允许采用的方法是：绊脚、堵鼻、揪耳、折断手指、掐脖子（不许掐死）等，为了取胜，有人还采用一些更危险的动作，所以，比赛中受伤致残、流血丧命的事件经常发生。
赛战车
在公元前680年第25届古奥运会上被列为比赛项目。比赛分为4马拉车赛和2马拉车赛，在长800米宽320米的赛马场举行。战车约跑10公里，各辆车都涂着不同的颜色，绚丽夺目，威武壮观。车赛十分激烈，竞技者赤身扬鞭，催马向前，车翻人伤的事故常有发生，跑完全程者通常不及半数。
赛 马
在公元前648年第33届古奥运会上列为比赛项目。马匹无鞍、无镫，全凭竞技者的技艺比赛。一些竞技者在比赛中从马上摔下受伤甚至当场死亡。
车和马的主人往往是最富有的奴隶主，他们既想夺冠军，又担心受伤身亡，所以常让奴隶代为驾车和骑马，如果得胜，橄榄花冠要戴在主人头上，而真正的竞技者只能得到主人微薄的赏赐。
其它竞技项目
从公元前632年的第37届古奥运会开始，逐渐出现少年竞技项目，如少年赛跑、摔跤、拳击等，其规则要求和动作难度均低于成年人。
从公元前396年第96届古奥运会起，传令比赛和笛手比赛也列入了正式项目，并被作为奥运会的开幕式。
从公元前444年起，古奥运会出现了艺术比赛，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诗人、戏剧家和艺术家都曾到奥运会上参加比赛，奥运会不仅推动了体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奥运会历史上，主要竞技项目有十多项，大部分项目与军事有关，因此，比赛对抗性强、竞争激烈，有的项目甚至出现伤亡事故，但奥运会是以这些竞技体现勇敢、强壮和健美，体现古希腊人的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因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体育遗产。
希腊的“圆明园”——奥林匹亚遗址
奥林匹亚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皮尔戈斯之东，阿尔费夫斯河与克拉泽夫斯河汇流处，距雅典370公里。这里气候宜人，景色优美，到处都是橄榄树、桂树和柏树。奥林匹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铁器时代，多立斯人就在这里建立了神庙。奥林匹克运动正是一种祭神的庆典活动。奥林匹亚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场。以后，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改在各国轮流举行，但仍然沿用这一名称，并且在这里点燃各届运动会的圣火。
奥林匹亚遗址
奥林匹亚遗址东西长约520米，南北宽约400米，中心是阿尔提斯神域，是为宙斯设祭的地方，从发掘资料看，长只有200米，宽175米。神域内的主要建筑是宙斯神庙和赫拉神庙，此外还有圣院、宝物库、宾馆及行政用房等。最早的建筑物可上溯到公元前2000一前1600年，其中尤以位于中部的苗斯神庙（约公元前460年建）最著名。长约66米，宽30米，东西两端各有6柱，南北两面各有13柱，取多里安柱式，全用石料精制。神殿东西两山墙上的群像，表现了希腊英雄珀罗普斯在奥林匹亚赛车和希腊人与半人半马怪兽斗争的神话故事，是早期古典雕刻的代表作。约作于前5世纪后半叶的宙斯巨
像，用黄金、象牙镶嵌，传为古典雕刻大师菲迪亚斯（Pheidias）所作，是古希腊极盛时期雕塑的代表，极为宏伟精美，被希腊人赞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东北侧为体育场，四周有大片的坡形看台，西侧设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入场口，场内跑道的长度为210米，宽32米。它与附近的演武场、司祭人宿舍。宾馆。会议大厅、圣火坛和其他用房等共同构成了竞技会的庞大建筑群。
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
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是希腊的第一个省考古博物馆。它建于1883-1886年，在1970年之前，它主要展览从奥林匹亚发掘出来的物品。在修复之后，它用来保存青铜器并举办奥林匹亚的历史展。
宙斯神像和神殿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在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的希腊奥林匹亚城，完工了一座巨大的雕像，这就是宙斯神像。
宙斯是希腊众神之神，为表崇拜而兴建的宙斯神像是当时世上最大的室内雕像，宙斯神像所在的宙斯神殿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部份奥运项目就曾经在此举行。遗址位于希腊西岸奥林匹亚（Olympia）的古城中。
宙斯神殿建于公元前470年，于公元前456年完工，由建筑师Libon设计，宙斯神像则由雕刻家菲迪
亚斯负责。 神殿是以表面铺上灰泥的石灰岩建成，殿顶则使用大理石兴建而成，神殿共由三十四条约高17米的科林斯式支柱支撑着，神殿的面积达41.1米乘107.75米，宙斯神殿是多利斯式(Doric-style)的建筑，整座神像及他所穿的长袍都是由黄金制成，他头戴橄榄编织的环，右手握着由象牙及纯金制成的胜利女神像，左手拿着一把镶有闪烁耀眼金属的权杖，上面有一只鹰停留着，而他所座的宝座则以狮身人面像、胜利女神及神话人物装饰，该宝座的底座宽6.5米(20尺)，高1.0米(3尺)，神像则约高13米(40尺)，相等于四层高的现代楼宇，使座在宝座上宙斯头部差不多顶着神殿顶。位于奥林匹亚的神殿于公元5年被大火摧毁。
后来，希腊人出于安全理由，决定把它移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但那里也没能最终保全住这尊伟大的雕像。公元462年的一场大火彻底毁坏了雕像。而在奥林匹亚城只剩下残垣断壁了 。
奥林匹克理想
“奥林匹克理想，在我们心目中是一种强烈的身体文化概念，它一方面基于骑士精神，这就是你们体面地称为‘费厄泼赖’； 另一方面基于美学概念，即对美与优雅的崇拜。”
——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
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
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
——《奥林匹克宪章》（1999年）
希腊著名战役
西西里之战
波斯人被赶走以后，希腊人并没有迎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和平。因为在随后的日子里，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霸权，又同室操戈，进行了长达26年的战争，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仔细想想，26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日子，它使冲锋陷阵的战士变为饱经沧桑的老人；使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伟岸挺拔的青年。在战争中头十年，双方不分胜负。但随后的岁月中，厄运似乎降临到雅典人的头上，一场失败接着一场失败。灾难从西西里之战开始。
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雅典盟邦塞盖斯塔与邻国塞利努斯交恶酝酿战争，请求雅典出兵支援，在要不要派兵去西西里岛这个问题上，温和派领袖尼西阿斯和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在公民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尼西阿斯坚持远征西西里是不必要的，指出了进行远征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并且当面揭露了亚西比德的自私目的，要求雅典人“提防这个奢侈浪费的年轻人，不应使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辉煌而危害国家。”能言善辩的亚西比德针锋相对，自称为国家，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可以不计较。他说：“西西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征服他们易如反掌。我们雅典的国力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不能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取得西西里这片巨大的土地，就有可能取得全希腊的霸权”。结果，在公民大会上，亚西比德的意见竟占了上风。大会决定由尼西阿斯、亚西比德和拉马卡斯三人全权负责远征事宜。
公元前415年夏初，声势浩大的备战工作完成，雅典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计有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名，1200名轻装步兵和约26000名划桨手。启程那天黎明，雅典和盟军云集派里厄斯港，雅典人倾城出动，为远征的将士送行。这是雅典历史上最壮美、开支最大的一次启航。“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去的地方。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异地风光和取得迷人的经验。一般民众和士兵盼望自己得到薪金，并因帝国扩大而得到永久性收入。”当尼西阿斯等人最后一批登舰后，随着悠长的号角声，舰队缓缓离开港口，驶往遥远的异国他乡。远征军先在科西拉与盟国支援部队汇合，然后驶抵南意大利。这时发生的两件事使远征军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件事是远征军与请示他们出兵的塞盖斯塔联络后，发现塞盖斯塔很穷，根本无力支付远征军费用。这样就使远征军大捞一把的希望落空，出征时的亢奋骤然消失，军心动摇。另一件事就是三统帅之一的亚里比德叛逃到斯巴达。原来在远征军出发的前夜，有人将雅典城内各街口用来指路的赫尔墨斯神像的面部给毁坏了。赫尔墨斯是希腊的神话中的天神宙斯之子，雅典人相信它能庇护道路并维护社会秩序。因此，神像被破坏在雅典城中引起了严重的不安。为追查肇事者，国家鼓励告密，亚西比德被指控参与了此事。他要求在出发之前弄清他究竟与这一案件有无牵连，但他的政敌知道他在军队中有威信，深得士兵爱护，不敢事前打击他，直到舰队出发后才告发他。于是雅典公民大会决议把亚西比德召回受审。亚西比德深知回国后凶多吉少，便在中途逃跑了，先到阿尔哥斯，后转赴斯巴达。他向斯巴达增援叙拉古，围困雅典城。斯巴达人对亚西比德的到来大喜过望，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亚西比德叛逃后，尼西阿斯仍率舰队继续西进，一到西西里就与叙拉古人展开了激战。由于长途跋涉和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雅典远征军几次胜机都没把握住，战争很快陷入持续状态。为打破僵局，公元前414年春，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指挥远征军发动强大攻势，先拿下叙拉古城外的制高点埃庇坡莱。然后修筑从陆地包围叙拉古的城墙。在筑墙和反筑墙的激战中，将军拉马卡斯战死，尼西阿斯成为唯一的统帅。他随后又指挥海军进入叙拉古港，基本完成对敌人的水陆合围，只剩下正北部距海边长约一公里多的一个缺口正在施工。
当叙拉古人见城市几乎被完全围住而惊惶失措时，斯巴达军队在基列布斯率领下抵达西西里，冲过缺口进入叙拉古，与士气大振的叙拉古守军会合，并很快组织部队，进行反攻。通过激战，他们不但粉碎了雅典人彻底包围叙拉古的计划，而且重新夺回了制高点埃庇坡莱，并攻克了要塞普利密昂。与此同时，科林斯的舰队也突破雅典海上封锁进入叙拉古港，与叙拉古海军合兵一处，向雅典舰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尼西阿斯见形势逆转，立即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并修书一封送往雅典，请求增派援兵。雅典公民大会见信后，立即命名将德谟斯提尼、攸利密顿率73艘战舰和5000名重装步兵以及更多的轻装步兵前往西西里增援，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德谟斯提尼率增援部队到达西西里后，依仗优势兵力，登陆不久，便主动向敌军重新控制的埃庇坡莱高地发起夜间袭击。叙拉古和、斯巴达的联军顽强抵抗、杀死雅典军队2000人，挫败了雅典人的企图。德谟斯提尼这才发觉情势比想象的更坏，尤其是士气低落，官兵都盼着回家。加上军营设在沼泽地带，士兵患病人数日增，再拖下去别说胜利，恐怕连国都回不去了。因此，他向尼西阿斯提议立即退兵。但尼西阿斯害怕承担失败的责任，坚持继续作战。就在这时，斯巴达派出的援兵赶到了西西里，叙拉古也募集了大批援兵，雅典人人数上的优势也丧失了。尼西阿斯闻讯大惊，终于决心尽快撤离。全军将士登上战舰，准备重返家园。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恰在这时，发生了月食。一向谨慎的尼西阿斯立即下令停止行动，召来占卜师占卜，得出卜辞为再等3个9天，即27日后才可移动军队。于是撤军又延误下来，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刻，尼西阿斯当断不断，把远征军推上了绝路。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并未因月食而停止战斗，他们向雅典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9月3日，海湾内发生激战，76艘叙拉古战舰击败86艘雅典战舰，雅典骁将攸利密顿战死。残舰被迫退回自己的泊地。叙拉古人乘机堵住海湾出口，将雅典海军完全封锁。
事情至此，尼西阿斯再也顾不得天意，连夜下令所有军队，除留守人员外，全部上舰与敌人决战。次日，西西里港湾展开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激战。双方舰只搅在一起，人们歇斯底里地嘶喊，战舰砰砰相撞。每一舰靠拢和冲撞后，双方士兵就把标枪、石头、羽箭没命地砍钉。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雅典人终于未能在最后一分钟顶住，先垮了下来。尼西阿斯无奈，只得率残部撤离战舰，向内陆退却。
海战是雅典人的特长，陆战则是斯巴达人的拿手好戏。在叙、斯联军的围追堵截下，雅典人一批批倒下。第6天早晨，联军包围了德谟斯提尼的6000名后卫，迫其投降，然后又追上尼西阿斯，双方主力发生激战，疲惫不堪的雅典人哪里是对手，结果尼西阿斯被俘，雅典军全军覆灭。
战后，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违背诺言，处死了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被俘的雅典士兵除极少数外，其余都被卖作奴隶。
西西里之战，雅典丧失了近5万人，国力大损。从此以后，雅典海上同盟开始瓦解，称霸希腊的梦想灰飞烟灭。
萨拉米湾海战
攻占温泉关以后，波斯军长驱直入希腊直扑雅典城。然而雅典城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波斯王薛西斯大怒，下令放火烧毁了希腊这座最大、最富庶的城市。
那么，雅典城的居民都上哪里去了呢？
原来，当时在希腊，一直流传着太阳神的一个预言：希腊的命运要靠木墙才能拯救！根据这个预言，有人主张把居民撤到山上去。可是，雅典杰出的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利对古老的预言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希腊的未来在海上，太阳神所说的木墙就是指大船。因此他建议所有的妇女儿童都坐船到亚哥斯的特洛辛和本国的萨拉米斯岛上去躲避，所有的男人都乘着战船，集中到萨拉米海湾。雅典和其他城邦的人都接受了他的建议。
就在波斯陆军直扑雅典的时候，波斯海军也绕过优卑亚岛，掠过阿提卡，来到雅典的外港比里犹斯。他们水陆呼应，大有气吞山河，踏平希腊之势。
面对波斯军队的水陆夹击，集中在雅典城南萨拉米海湾的希腊联合舰队发生了动摇。大家对光凭这一点兵力，能否打败波斯大军毫无信心。有些城邦的人打算把船驶离海湾，去保卫自己的家乡。在这关键的时刻，提米斯托克利挺身而出，建议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方略。在会上，提米斯托克利慷慨陈词，指出必须把战船集中在萨拉米海湾和波斯海军决战，才能取得胜利。他说，波斯战舰虽多，但船体笨重，因此港窄、水浅的萨拉米海湾能充分限制其优势，而且波斯水手们也不熟悉海湾水情和航路；而希腊人正相反，战船体积小，机动灵活，适合在这个狭窄的浅水湾中作战，加上水兵们在本国海湾作战，熟悉水情、航路、能充分发挥力量。因此，提米斯托克利断言：“我们的舰队在窄海中作战，可以以少胜多。如果撤出萨拉米湾，在开阔的水面上决战，全希腊都要同归于尽。”尽管提米斯托克利说得很有道理，军事会议也先后开了两次，众人还是听不进去。
眼看战机就要失去，提米斯托克利焦急万分。突然，他脑际灵光一闪，想出一条妙计：为什么不请波斯人来帮一下忙呢？于是，他叫来自己的一个贴身卫士，交给他一封密信，让他去向波斯王告密，说希腊海军人心浮动，不敢交战，都想逃出海湾。薛西斯见到密信，十分高兴，立即下令严密封锁海湾，不准放过一条船。
9月23日凌晨，波斯舰队完成了对希腊舰队的包围。海湾西口，200艘埃及战舰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堵住了希腊舰队的退路；海湾东口，800多艘波斯战舰排成三列，将海面封锁得严严实实。薛西斯意在必得，把指挥权交给海军将领阿拉米西亚，自己在萨拉米海湾附近的一个山丘上搭起帐篷，准备悠然观战。站在他身边，手拿纸笔的史官，也正准备如实记录下波斯海军的辉煌胜利。
就在希腊人为是战还是逃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位反对过提米斯托克利的将领突然从门外闯进来大叫：“停止辩论，准备战斗吧！波斯人已经完全把我们包围了。”众人见事已至此，才决心听从提米斯托克利的命令，在萨拉米海湾同波斯海军决战。
被逼到绝境的希腊联合舰队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迅速展开了阵形：科林斯舰队开往海湾西口顶住埃及人的冲击；主力舰队分为左、中、右三队，集中在海湾东口，与波斯主力抗衡。
也许老天爷也有意邦希腊人的忙。本来希腊海军只有战船358艘，而波斯庞大的海军拥有1207艘战船。但在战役开始前，由于不熟悉天气、航情，波斯海军在实施包围行动时，先后两次遇到飓风，有600艘战舰随风飘碎，战斗力损失了一半。
战斗开始后，双方战舰在性能上的优劣也很快显示出来。雅典的新式三层战舰长40—45米，170名桨手分别固定在上中下三层甲板上。体积小、速度快、机动性强，吃水线。而波斯老式挂帆战船，体积大、速度慢、机动性差、吃水深。提米斯托克利发挥自己船小快速的优势，机智地指挥雅典战船不断地向波斯战船作斜线冲击，利用船头一根长约５米的包铜横杆，先将敌人的长桨划断，然后调转船头，用镶有铜套的舰首狠狠冲撞波斯战舰的腹部。敌舰就这样一艘一艘地被撞沉。一番激战后，波斯前锋舰队抵挡不住，被迫后撤。而正从后面增授的波斯战舰并不知道战况，它们笛鼓齐鸣，猛往前冲。由于正值顺风，鼓成满帆的后援战舰冲入海湾，正好同后撤的前锋舰只迎头相撞，乱成一团。提米斯托克利见此情景，乘机指挥全军四面出击。波斯舰队进退两难，被冲撞得七零八落，毫无还手之力。海军统帅阿拉禾西亚见败局已定，只得狼狈后撤。
波斯王薛西斯在山头上从头到尾目睹着这场海战的经过，无奈地看到波斯战舰沉没的沉没，被擒的被擒。八个小时的激战，波斯舰队200艘战船被击沉，50艘被俘获。薛西斯万万没想到自己惨败如此，不由得呼天抢地，痛悔莫及。
面对失败的现实，薛西斯不得不开始考虑整个远征军的前途。一来海军战败，陆军基本的后勤供给失去保障；二来希腊海军可能会乘胜直扑赫勒斯邦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截断他的归路。于是，他仰天长叹，命令残存的战舰迅速撤到赫勒斯邦海峡。几天后，薛西斯除留下一部兵力在中希腊继续作战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退回到小亚细亚。
萨拉米海湾之战是整个希波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它扭转了整个战局。第二年，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消灭了薛西斯留在希腊的那支陆军，大约同时又在小亚米卡尔海角消灭了波斯在那里的残存海军。公元前449年，希腊军队在塞浦路斯岛彻底打败波斯，双方订立和约，结束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
血 战 温 泉 关
“异乡的过客啊，
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说我们踏实地履行了诺言，
长眠在这里”。
这是矗立在希腊德摩比勤隘口（俗称温泉关），纪念公元前480年温泉关战役的一尊狮子状纪念碑上镌刻的铭文。温泉关之战是马拉松战役之后第10年，波斯和希腊的又一次交锋。
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登上王位。薛西斯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发誓要踏平雅典，征服希腊。为此，他精心准备了4年，动员了整个波斯帝国的军力。参加远征的士兵来自臣服波斯的46个国家，100多个民族。有穿着五光十色的长褂和鳞状护身甲、携带短剑长矛的波斯人、米底亚人；有头戴铜盔、手持亚麻盾牌和木棍的亚述人；有用弓箭和斧头作为主要武器的帕提亚人和花刺子模人；有穿长袍的印度人；有穿紧腰斗篷，右肩挂着长弓的阿拉伯人；有穿豹皮或狮子皮、用红白颜色身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的武器是棕榈树制的弓、燧石做的箭头和镶羚羊狐狸皮；身穿鲜艳的红斗篷，手拿标枪和盾的色雷斯人；还有帽盔上装饰牛耳、手执皮盾和短矛的高加索各族士兵。波斯军队的人员这样庞杂，武器装备又是这样五花八门，使得这支大军很像一次各族军队和军备的大展览。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全军齐集小亚撒尔迪斯，号称500万，实则30—50万人左右，分海、陆两路，向希腊进发。波斯大军走到赫勒斯邦海峡（现在叫达达尼尔海峡），薛西斯下令架桥。大桥很快架设起来，是两座索桥，埃及人和腓及尼人各造一座。桥刚修好，忽然狂风大作，把桥吹断。薛西斯大为恼怒，不但杀掉了造桥的工匠，还命令把铁索扔进海里，说是要把大海锁住。还命人用鞭子痛击海水300下，惩戒大海阻止他前进的罪过。他的自命不凡和目空一切，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桥最后还是造好了。不过由索桥变成了浮桥。工匠们把360艘战船整齐排列，用粗大的绳索相连。船上用木板铺出两条路，一条走人，一条走骡马。浮桥的两边又装上栏杆，以免人马坠入海中。
也许你不信，这支波斯大军用了整整7天7夜才全部渡过海峡。有个亲眼看到了这一切的当地人，惊恐地说：“宙斯啊，为什么你变为一个波斯人的样子，并把名字改成薛西斯，率领着全人类来灭亡希腊呢？”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一向喜欢内部争斗的希腊各城邦组织了从未有过的联合行动。30多个城邦组成了反波斯同盟，同盟军总统帅由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担任。
渡过赫勒斯邦海峡后，波斯大军迅速席卷了北希腊，七八月间来到了德摩比勒隘口。该隘口是中希腊的“门户”，依山傍海，关前有两个硫磺温泉，所以又叫“温泉关”。关口极狭窄，仅能通过一辆战车，是从希腊北部南下的唯一通道。这时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在希腊，奥林匹克高于一切，运动会期间是禁止打仗的。因此，希腊人在关上布置的兵力只有几千人。当波斯人临近的时候，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仅带了300人来增援。
波斯大军在温泉关不远的平原扎下大营以后，薛西斯首先展开了心理攻势。他派人捎信给希腊守军，说波斯兵多得数不清，光是射击的箭矢就能把太阳遮住。勇敢的斯巴达人那能被吓着，他们嘲笑说：“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在荫凉里杀个痛快”。
过了两天，薛西斯又派人去打探希腊人的动静，回报说希腊人把武器堆在一边，有的梳头、有的做操，丝毫没有打仗的样子。薛西斯大为奇怪，问询知情者后方知，战前梳头是斯巴达人的习惯，意味着将要玩命血战。薛西斯又耐心地等了四天，见守关的希腊人没有丝毫投降的样子，便下了命令，用武力活捉这些不知好歹的希腊人。
根据温泉关地势险要、山道狭窄，部队不能展开行动，骑兵和车派不上用场的特点，薛西斯采取了派重装步兵轮番冲击的强攻战法，企图利用人数的优势打垮斯巴达人。而斯巴达人却利用温泉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居高临下，用锋利的长矛凶狠地刺向手持波斯刀的敌人。波斯人倒下了一批又一批，攻打了一天又一天，却没能前进一步。薛西斯无奈，只好拿出最精锐的一万名御林军投入战斗，但除了抛下大片尸体外，还是攻不上去。见此情景，薛西斯急得三次从他督战的宝座上站起来，皱着眉头，抖动着胡子，狂躁地吼叫不已。
正当薛西斯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名叫埃彼阿提斯的当地农民来报告说，有条小路可以通到关口的背后。薛西斯一听，大喜过望，立即命令这个希腊叛徒带领御林军沿着荆棘从生的小道直插后山。他们穿峡谷，渡溪流，攀山崖。黎明的时候，越过一片橡树林，接近了山顶。本来，列奥尼达在小路旁的山岭上早已布置下1000余名来自佛西斯城邦的守兵。因数日无战事，他们便放松了警惕，直到寂静的黑暗中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时，他们才慌忙披挂上阵。波斯人已到跟前，羽箭像雨点般射来，佛西斯人败走了。波斯人也不追赶，直向温泉关背后插了下去。
斯巴达王列奥尼达得知波斯军迂回到背后时，知道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他把已无斗志的其他城邦的军队调到后方去，只留下他带来的300士兵迎战。因为按照斯巴达传统，士兵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阵地。700名塞斯比亚城邦的战士自愿留下同斯巴达人并肩作战。
前后夹攻的波斯人潮水般扑向关口，腹背受敌的斯巴达人奋勇迎战。他们用长矛猛刺，长矛折断了，又拔出佩剑劈砍，佩剑断了，波斯人拥了上来。斯巴达的勇士们杀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拼死保护自己的统帅。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逐渐被压缩到一个小山丘上。杀红了眼的波斯人，将残余的斯巴达人死死围住，在口令声中将雨点般的标枪投向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至此，温泉关才最终被攻占了。
付出两万波斯士兵生命的温泉关血战，对于薛西斯来说，就象是一场恶梦。一想到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斯巴达勇士，他就心惊肉跳地问：“斯巴达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据说，波斯人在打扫战场时只找到了298具斯巴达人的尸体。原来，有两个斯巴达人没有参加战斗。一个是因为害眼病，一个是因为奉命外出。战后，他俩回到斯巴达时，家乡的人都非常鄙视他们，谁也不理他们。其中一个人受不了这种屈辱，自杀了。另一个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但斯巴达人还是拒绝把他安葬在光荣战死者的墓地中。
大约在温泉关希腊守军死战的同时，双方海军在阿尔铁米西昂附近的水面上发生激战，互有损伤。不久希腊海军获悉温泉关失夺，遂退出战场，南撤可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海湾。中希腊的陆海门户都被打开了，希腊联军首战受挫，雅典岌岌可危。
木 马 计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据说斯巴达有一人家生了个女儿，取名海伦。这小姑娘俏丽无比，渐渐长成一个举世罕见的美女。人人都公认她是全希腊各国最美丽的女子。希腊各国的公子王孙们都纷纷追求她，追求不成者也以看到她的芳容为一生最大的愿望。海伦成了各国公子王孙们的偶像和精心保护的珍宝。后来，海伦的未婚者们达成了协议：让海伦自己选择丈夫，大家保证尊重她的选择，而且要共同保护她丈夫的权利。
后来，斯巴达王阿特柔斯的儿子墨涅依斯为海伦看中，两人成亲。不久，墨涅依斯做了国王，两人相亲相爱，是一对美满的夫妻。
一天，墨涅依斯的王宫里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帕里斯。特洛伊是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上的一个小王国，它和希腊隔海相望。墨涅依斯对帕里斯盛情款待，连年轻的王后海伦也亲自出来接见。帕里斯长得风度翩翩，风流潇洒，很讨女人喜欢。海伦和他一见钟情，竟鬼迷心窍地和帕里斯一起逃回特洛伊城了。帕里斯还掠走了王宫中的许多财宝。
斯巴达国王墨涅依斯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他连夜赶到迈锡城，请国王阿伽门农，也是他的哥哥帮他复仇。阿伽门农当时是希腊各国的霸主，他马上邀请了希腊许多小国的国王来开会，会上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武力消灭特洛伊城。阿伽门农被推选为统帅。不久，一支有10万人马，一千多条战舰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攻打特洛伊城去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爆发了。
希腊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由神安排的，他们给这场战争的起因编了个美丽的神话。
神话中说，英雄阿喀琉斯的父母——国王珀琉斯和海中女神的女儿忒提斯举行婚礼，奥林匹斯山上的许多神仙都应邀而来了。宴会十分热闹。忽然，来了一位怒气冲冲的女神，她把一个金苹果扔在桌子上，上面刻着一行字：“给最美丽的女神”。
扔苹果的女神是“争吵女神”。珀琉斯国王本来就不敢邀请她，没想到她却自己来了，而且引起一场争吵。因为女神们都想得到金苹果，以此证明自己是最美丽的。
于是，众神的首领宙斯命令女神们到特洛伊去，请一个叫帕里斯的牧羊来评判。为了得到金苹果，女神们都给帕里斯最大的许诺：天后赫拉答应使他成为一个国王；智慧女神雅典娜保证使他成为一个最聪明的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发誓让他娶到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做妻子。
帕里斯把金苹果给了阿佛洛狄忒，因为他不要智慧，不要当国王，只要一个最美丽的妻子。帕里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牧羊童，是特洛伊国的王子伪装的。
在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下，帕里斯拐走了当时最美的女子海伦——斯巴达王墨涅依斯的王后。由此，引发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
却说希腊人联合起来攻打特洛伊城，但特洛伊城是个十分坚固的城市，希腊人攻打了九年也没有打下来。
第十年，希腊一位多谋善断的将领奥德修斯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一天的早晨非常奇怪。希腊联军的战舰突然扬帆离开了。平时喧闹的战场变得寂静无声。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撤军回国了，他们跑到城外，却发现海滩上留下一只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惊讶地围住木马，他们不知道这木马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要把它拉进城里，有人建议把它烧掉或推到海里。正在这时，有几个牧人捉住了一个希腊人，他被绑着去见特洛伊国王。这个希腊人告诉国王，这个木马是希腊人用来祭祀雅典娜女神的。希腊人估计特洛伊人会毁掉它，这样就会引起天神的愤怒。但如果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里，就会给特洛人带来神的赐福，所以希腊人把木马造得这样巨大，使特洛伊人无法拉进城去。
特洛伊国王相信了这话，正准备把木马拉进城时，特洛伊的祭司拉奥孔跑来制止，他要求把木马烧掉，并拿长矛刺向木马。木马发出了可怕的响声，这时从海里窜出两条可怕的蛇，扑向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和他的儿子拚命和巨蛇搏斗，但很快被蛇缠死了。两条巨蛇从容地钻到雅典娜女神的雕像下，不见了。
希腊人又说，“这是因为他想毁掉献给女神的礼物，所以得到了惩罚”特洛伊人赶紧把木马往城里拉。但木马实在太大了，它比城墙还高，特洛伊人只好把城墙拆开了一段。当天晚上，特洛伊人欢天喜地，庆祝胜利，他们跳着唱着，喝光了一桶又一桶的酒，直到深夜才回家休息，做着关于和平的美梦。
深夜，一片寂静。劝说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的希腊人其实是个间谍。他走到木马边，轻轻地敲了三下，这是约好的暗号。藏在木马中的全副武装的希腊战士一个又一个地跳了出来。他们悄悄地摸向城门，杀死了睡梦中的守军，迅速打开了城门，并在城里到处点火。
隐蔽在附近的大批希腊军队如潮水般涌入特洛伊城。1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希腊人把特洛伊城掠夺成空，烧成一片灰烬。男人大多被杀死了，妇女和儿童大多被卖为奴隶，特洛伊的财宝都装进了希腊人的战舰。海伦也被墨涅依斯带回了希腊。
“当心希腊人造的礼物”这一成语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流传着，它提醒人们警惕，防止被敌人的伪装欺骗，使敌人钻进自己的心脏。这句话来自木马记。“特洛伊木马”现在已成了“挖心战”的同义语，比喻打进敌人心脏的战术。
梭 伦 改 革
为避开不公正法律的惩处，他佯装疯癫，用他激越的诗歌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
这是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林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平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务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在此之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现在，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贫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也能回来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贫民的爱戴。
梭伦（约630—560BC.）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后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游历中写过许多诗篇，如"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的诗人品质，虽以经商为业，却坚信道德胜于财富。他还在诗中谴责、抨击贵族的贪婪、专横和残暴。这些诗篇为他赢得了"雅典第一位诗人"的美誉。梭伦早期的游历经商生涯，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层贫民的疾苦，从而抛弃了贵族的骄横，对他一生的改革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５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了，当局竟颁布了一条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萨拉米斯岛地处雅典的出海口，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梭伦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出萨拉米斯本应属雅典所有，他对当局的这种懦弱行为深为不满，为了唤醒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同时避开不公正的法律的残酷制裁，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佯装疯癫。于是“疯”了的梭伦经常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双手不住地擂打着自己的胸部，招来许多围观的百姓。这时，他就会对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啊，我们的萨拉米斯，她是多么美丽，又多么使我们留恋，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惊叹、惋惜声中，梭伦滔滔不绝地朗诵着，终于用激越的诗篇激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禁令废除，战事再起。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年约３０岁的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成为雅典最负名气和影响的人物，也为他日后实现改革弊政的宿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担任首席执政官后，他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政治权利了，而新兴的工商农奴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击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重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梭伦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公正”这一观念。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梭伦抑制了平民与贵族的过分的欲望，在“公正”的旗帜下将一个氏族社会引入了国家的轨道，私有制诞生了。“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梭伦改革中，解除债务的政策，无疑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侵犯”，但这种“侵犯”是一种执行社会公正的结果，是公正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措施。
雅典人民不负历史的厚爱，在梭伦之后二百年间，不断完善着公正的观念，创造了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科技全面繁荣的希腊文明。 雅典的私有制是自行生长出来的，但梭伦的改革促进了它的生长。梭伦的做法与九十年代的俄国的“休克疗法”有相似之处，但还要彻底，整个氏族社会的财产在“公正”的旗帜下得到了一次重组的机会，雅典国家于是应运而生（除梭伦外，还有前此的拉孔和后来的克里斯提尼，都是雅典的改革者）。
梭伦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利离开雅典去远游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普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谈。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远征的亚历山大大帝
“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只可惜当时的希腊已失去了当年的气势，处于日暮西山的时候了。但事隔几年，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踏上了征服亚洲的征途。
马其顿是希腊北部一个贫瘠落后，默默无闻的城邦，到腓力二世时，这个城邦走向强盛。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击败反对他的希腊联邦，真正确立起他在全希腊的霸主地位。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波斯派来的刺客杀死在他女儿的婚礼上。亚历山大 （Alexandre·le·Grand，356—323BC.） ，腓力二世的儿子，当年年仅20岁就继位了。
亚历山大从小兴趣广泛又聪明勇敢，12岁时曾驯服过别的骑手不能驾驭的烈马。13岁到16岁，他的父亲为他聘请了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亚里斯多德作家庭教师，他向老师学习了哲学、医学、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最喜欢的书是《伊利亚特》，他一心想向阿喀琉斯学习，创下辉煌的伟绩。腓力二世被害后，希腊被征服的城邦认为这是摆脱马其顿帝国控制与奴役的天赐良机，他们纷纷起义暴动，但年轻的亚历山大在短短的两年里就平息了骚动。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以镇压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为了实现自己征服世界的野心，亚历山大把目光放向了领土辽阔、资料丰富、财富滚滚的波斯。
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率领35000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开始了远征东方的行动。行前，他把自己的所有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分赠给人。一位大将迷惑地问道：“请问陛下，您把财产分光，给自己留下什么？”
“希望”。亚历山大说：“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无穷的财富！”
将士们被亚历山大的雄心所激励，他们决心随他到东方去掠夺更多的财富。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首先占领了小亚细亚，消灭了那里少量的波斯军队；然后他又挥师北上，向叙利亚进军在伊苏城，他打败波斯王大流世三世，并俘获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看着大流士豪华的宫殿，亚历山大赞不绝口：“这样才象个国王！”
接着，亚历山大向南进军叙利亚和腓尼基，又派手下大将攻占了大马士革，从大流士的军械库里获得大量战利品。他亲自率领部队南下，经过7个月的艰苦战斗，攻下了推罗城，把推罗城的3万居民卖为奴隶。
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时，大流士三世曾派使者求见亚历山大，愿意出巨款赎回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还要割让半个波斯帝国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一员大将帕曼纽心满意足地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接受这个条件。”亚历山大则毫不动心，他说：“我不是帕曼纽，我是亚历山大。”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切断波斯陆军与海上舰队的联系后，长驱直入埃及，自称是太阳神“阿蒙之子”。他亲自勘查设计，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建立亚历山大城，他要它永存人世，做为他伟大战绩的纪念碑。埃及的法老为亚历山大加上了“法老”的称号。在庆功的宴会上，亚历山大分外兴奋，他说：“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开拓疆土，不断增加权力，尽情享受美味佳肴和少女美色。”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率军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在高加米拉平原和波斯进行生死决战。大流士三世败退，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和埃克巴坦各波斯王宫，掠夺了金银财富达15万塔兰特。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彻底击败了大流士的继位人，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军队离开中亚，南下侵入印度，在印度河谷建立了两座亚历山大城，迅速占领了西北印度的广大地区。他想进一步征服印度的心脏地带，向恒河流域进发。但此时亚历山大的士兵已厌倦了长期的紧张战争，再加上印度的炎热、暴雨和疾病，他们拒绝前进，要求回家。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生哗变，印度的土著居民也群起反击。亚历山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公元前325年，将大部队撤出印度。
亚历山大的部队分两路撤回。一路在海军将领涅阿霍斯的率领下取海道由伊朗海湾入波斯湾；一路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从陆路经卡曼尼亚沙漠而归。公元前324年初，两路大军会师在巴比伦境内的奥皮斯城。由于长途跋涉，亚历山大的部队损伤极大。将近1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终于结束了。亚历山大将巴比伦作为首都。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斯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
在远征以前，亚历山大认为希腊民族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才真正具有开化的文明，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是野蛮的民族。随着东征，亚历山大逐渐认识到波斯人和希腊人一样具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他们也应该受到尊敬。因而亚历山大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他认为各民族应该是公平平、等和睦相处。他因此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想让波斯人、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结为友好的同伴。为了促进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东方人的融合，亚历山大和大夏贵族罗克珊娜结婚，并鼓励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在苏萨城，亚历山大举行了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他亲自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结婚。同一天举行婚礼的马其顿将士有1万对之多。在婚礼上，亚历山大宣布：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给新婚夫妇馈赠了许多礼物。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还整编一只庞大的军队，将3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部队。并准备继续进行远征。他计划侵入阿拉伯与波斯帝国北面的土地，还想再次入侵印度征服罗马，迦太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但不幸的是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突然患恶性疟疾，从发病到生命结束仅10天时间。他匆匆离开了世界。
由于死亡的突然降临，亚历山大未明确他的接班人，导致争夺王权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他的母亲、妻子与儿女都被反对党杀死。将领们纷纷拥兵自立为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裂为若干个希腊化的国家。亚历山大庞大的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3年。
亚历山大的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东方的城市出现了优美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也传入希腊、西方，丰富了西方的知识宝库。亚历山大的东征，还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通路。他在东方建立的几十座城市，都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至今仍是埃及著名的大海港。
爱国演说家德摩斯梯尼
雅典正在召开公民大会，辩论的主题是民主和独裁问题，只见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身穿淡黄色礼服，头戴月桂花冠，自信地大步走上讲台。
“唉，怎么又是他？”听众中有人小声议论着，还夹杂着轻微的嘲笑声。这些，台上的小伙子都听到了。他不由得又想起了前几次的失败，心中不免有点发怵。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开始了演说：
“公民们，我讲的是雅典必须坚持民……民主制……”“怎么又口吃了？”他一急，又习惯性地耸了耸肩膀。“糟糕！”他心中暗暗叫苦，急得浑身发热，额上沁出了阵阵冷汗。台下的听众一阵骚动，有人干脆大声哄他下台，他又听到了不只一次听到过的哄笑声。
他默默地走下台来，激动人心地长篇演说词又白准备了，他沮丧极了，懊恼极了，用手捂着脸，急忙往家跑去……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成为古希腊卓越的雄辩家和著名的政治家的德摩斯梯尼，这一年他18岁。
德摩斯梯尼（384—322BC.）的父亲是富有的雅典公民，在他７岁时就已去世。监护人肆意侵吞了他的财产，到他成年时留给他的还不及他应得的十二分之一。为了索回遗产，德摩斯梯尼向雅典著名的演说家、擅长撰写遗产讼词的伊塞学习演说术。与监护人的财产纠纷延续了5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５篇演说词。
胜诉后的德摩斯梯尼成了著名律师，开始代人撰写法庭辩护词，但他更热望成为一名政治家。30岁时他开始政治生涯，直至逝世，他一直是雅典政坛的活跃人物。
在雄辩术高度发达的雅典，无论是法庭里、广场中、还是公民大会上，经常有经验丰富的演说家的论辩，听众的要求很高，演说者的每一个不适当的用词，每一个难看的手势和动作，都会引来讥讽和嘲笑。
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常人看来，他似乎没有一点当演说家的天赋，因为在当时的雅典，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必须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姿势优美，富有辩才。为了成为卓越的政治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做了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进行了异常刻苦的学习和训练。他最初的政治演说是很不成功的，由于发音不清，论证无力，多次被轰下讲坛。为此，他刻苦读书学习。据说，他抄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8遍；他虚心向著名的演员请教发音的方法；为了改进发音，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去掉气短的毛病，他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吟诗；他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对着镜子练习演说；为了改掉说话耸肩的坏习惯，他在头顶上悬挂一柄剑，或悬挂一把铁权；他把自己剃成阴阳头，以便能安心躲起来练习演说……
德摩斯梯尼不仅训练自己的发音，而且努力提高政治、文学修养。他研究古希腊的诗歌、神话，背诵优秀的悲剧和喜剧，探讨著名历史学家的文体和风格。柏拉图是当时公认的独具风格的演讲大师，他的每次演讲，德摩斯梯都前去聆听，并用心琢摩大师的演讲技巧……
经过十多年的磨练，德摩斯梯尼终于成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著名的政治演说为他建立了不朽的声誉，他的演说词结集出版，成为古代雄辩术的典范，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当德摩斯梯尼登上雅典政坛的时候，正是马其顿王国在国王腓力二世的治理下迅速崛起、四处扩张之时。在对待马其顿的态度上，希腊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亲近马其顿派，一派是以德摩斯梯尼为主要代表的反对马其顿的扩张派。德摩斯梯尼多次登上公民大会的讲坛，声讨腓力二世。他发表了５篇反对腓力的演说，其中以公元前341年发表的最为著名，在这篇演说中，他大声疾呼；“当雅典的船尚未覆没之时，舟中的人无论大小都应动手救亡。一旦巨浪翻上船舷，那就一切都会同归于尽，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据说，当腓力读到这篇演说词时，竟然说：“如果我自己听德摩斯梯尼的演说，我自己也会投票赞成选举他当我的反对者的领袖。”
这篇充满爱国激情、富有说明力的演说发生了作用。公民大会决定派出使节联络友邦，德摩斯梯尼也被派往拜占庭。公元前340年，反马其顿同盟结成，援助拜占庭的希腊人打败了马其顿的舰队。随后，德摩斯梯尼被任命为海军部监。他立即开始整顿海军，还将剧院演出的一切费用都用作军费。德摩斯梯尼有一句名言：“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他自己就是遵照这句话去做的。公元前388年，他以重装兵的身份参加了决定性的喀罗尼亚战役。由于内部的分裂，希腊失败了，从此，希腊失去了自由和独立。
公元前366年，腓力被刺身亡，欣喜万分的德摩斯梯尼身穿节日的盛装，头戴花环，出现在五百人会议上。公元前322年，反对马其顿的起义被镇压下去，马其顿人要求交出德摩斯梯尼。他不得不离开雅典，辗转逃避，流亡异乡，于公元前322年在一个小岛的海神庙内，服毒自杀。公元前280年，雅典人为他建了一尊青铜雕像。他忠心为国，为独立自由顽强战斗的精神，永远活在雅典人民和崇拜欣赏他的人心中。
伯里克利与雅典
提起希腊的强盛与繁荣，人们往往会想到雅典城和伯里克利的名字，因为最能代表与反映这种强盛与繁荣的，是伯里然利统治时期的雅典，因此希腊的“黄金时代”又被称作“伯里克利时代”。
伯里克利（约495—429BC.），是希腊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较有见识和才干的人。公元前444年以后历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希腊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美谈。
据说，为了广泛接近民众，伯里克利经常到大庭广众之中和普通百姓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遇到反对他的人当面辱骂他，也从不动怒，更不随意抓人。一天晚上，在他步行回家的路上，一个贵族跟在身后辱骂他：“你这个疯子！真无耻！你出身贵族，却忘掉了自己的朋友，竟然去结交那些下贱的百姓！”这个人就这样一路尖声叫骂着，尾随他到了家门口。看看天已经黑了，伯里克利让仆人打起火把，把骂他的人送回家去。
在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当权者中，能这样对待反对派意见的，恐怕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雅典公民对他的民主作风交口称赞，并给予他极大的支持。有一个大贵族名叫西门，专门和伯利克利作对。凡是伯利克里主张的，他都反对；凡是伯里克利反对的，他都支持。雅典公民便通过投票把他放逐到国外去了。另一个大贵族福克奇利斯，也和伯里克利唱对台戏，反对伯里克利建设雅典城的计划，最后，他也被雅典公民赶下了台。
伯里克利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执政廉洁，他掌权十几年都没参加过别人举行的宴会。他唯一一次接受的邀请是参加侄子的婚礼，但还未开宴他就离开了。老百姓形象地说，伯里克利在雅典只熟悉一条路，那就是通向能和普通公民接触的广场和五百人会议的路。
在雅典，军人、法官、议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起初都是没有薪金的，当兵的要自己掏钱买武器和马匹。这样一来，这些职务都被有钱人把持了。伯里克利执政后规定：军人和一切公职人员都由国家支付薪金。这样，一般公民也能当军人、法官、议员了。这样一来，公民的民主权利扩大了。伯里克利还给穷人发“看戏津贴”，使他们也有文化娱乐的机会。伯里克里当权时做了一件意义非同异常的大事。这对日后雅典以至整个希腊的文化艺术、旅游及商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件大事是：重建公元前480年被波斯军队放火烧毁了的雅典城。
在他的主持下，一批出色的雕塑家、建筑师、工艺家云集雅典，把这座古城装饰得十分雄伟、壮丽。不久，许多闻名于世的建筑陆续屹立于雅典城。可容纳14000名观众的露天剧场，经常上演一些著名剧作家的悲剧和喜剧，其中不少剧作对欧洲的戏剧产生了很大影响；专门用于诗歌演唱和比赛的音乐堂，经过精心设计，具有良好的音响效果。位于雅典中心的卫城是最出色的建筑群，它建在150米高的陡峭的山巅之上，全部用大理石修建而成，城中有雅典最著名的帕提侬神殿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铜像。
雅典娜神像是著名的雕刻家、擅长雕刻神像的菲狄亚斯的杰作。像高12米，形象优美威严。雅典娜身穿黄金战袍，头戴黄金头盔，胸前的护身甲上嵌着女妖美杜莎的头像，左手持长矛，右手托着胜利女神尼刻的小雕像，身边放着一个有一条巨蛇盘在上边的圆形女神盾。神像的脸、臂、脚都是用象牙雕成的。菲狄亚斯还雕刻了被称为世界古代奇观之一的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公元5世纪宙斯神像在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烧毁。雅典娜神像则在公元，146年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安敦尼·庇乌搬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雅典城的重建吸引了众多的能工巧匠，他们从各地云集雅典。他们都想在雅典一显身手，以求得到丰厚的酬劳。虽然他们得不到雅典的公民权，但却过上了比较安定舒适的日子。
对于希腊的强盛与繁荣，伯里克利功不可没，但他晚年却屡经坎坷、挫折，接连遭受严重的打击。由于他人的诽谤，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复职当大将军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死于鼠疫，不久，他也难逃厄运，死于这种可怕的病魔。临死前，他的遗言是：“我对雅典是问心无愧的。”确实，伯里克利的英名将和希腊“黄金时代”的美名永存后世。
伯里克利死后不到20年，强盛的雅典就败在希腊另一强大城邦斯巴达的武力之下了。
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发展状况
[暨南大学]
奴隶制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学者们公认希腊为古代最突出的奴隶制社会之一。但是，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奴隶制度亦不尽相同。就希腊本土而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以及中、北希腊的西部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奴隶劳动尚未普遍使用。在奴隶制国家建立较久和奴隶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奴隶制度又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雅典或开俄斯型。斯巴达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这种国有农业奴隶多由被征服居民集体遭受奴役而成，耕种土地，向奴隶主交纳一部分收成。雅典或开俄斯型奴隶制经济虽也以农业为基础，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土地、奴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生产资料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多通过市场买卖而来，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型奴隶制经济在希腊世界较斯巴达型更普遍和重要，代表着希腊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下有关希腊社会经济的分析，将以雅典型奴隶制经济为主。
在希腊世界，农业中使用奴隶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农业劳动全由国有奴隶希洛特担任。这种制度不仅见于斯巴达，在克里特岛和色萨利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往往通过征服而建立，并且是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公元前5世纪已处落后地位而逐渐衰退。第二是贵族田产中使用的奴隶，是农业中使用私人奴隶的集中方式，但规模不大（一般在20人左右），也不很普遍。第三则是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农业中最常见，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在雅典这样民主政治发达的城邦中，小农经济巩固，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的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从以上三种情况看，可见希腊农业中使用奴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可说有耕牛处就有奴隶，但另一方面，公民和自由民中小农的劳动在农业经济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希腊城邦社会必备的特点。
在工商运输业和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在雅典等城邦中，则较农业有过之无不及。手工业作坊可按使用奴隶的规模分为两大类。大作坊使用奴隶约20—30人，最多可达100余人。小作坊使用奴隶在5—10人之间，作坊主一般就是公民中第三等级的手工业者，往往参加劳动，此外也有只用一二名奴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在雅典，使用奴隶最多、最集中的行业是国有矿山的采矿业。例如著名的劳立温银矿使用奴隶多达1万人以上，由采矿奴隶主分片承包管理，全用奴隶下井开采，奴隶有业主自置者亦有租用者。出租奴隶的多来自中上阶层，往往是大奴隶主。例如雅典首富尼西亚斯就有出租奴1000人之多，但他自己不经营矿业，奴隶全用于出租。在矿穴中劳动条件最差，剥削最残酷，奴隶死亡率极高。在家庭劳务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则几乎包括所有等级的公民。不仅第一等级之家奴仆众多，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中也不乏用一名家奴者。同样地，几乎所有文化名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学者，全都使用奴隶。在雅典，还把奴隶用于一般公务部门，如管理档案文书、担任警察刑吏之类。由此可见希腊社会中奴隶已被普遍使用。在斯巴达，奴隶集中于农业劳动，其数量为斯巴达公民的七倍；而在雅典，奴隶则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古典文明的光辉成就实际上是以奴隶劳动为其基石的。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说，可说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雅典是当时希腊各邦中经济最发达的，不仅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总数和工农业生产居全希腊之冠，它的产品还远销整个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地区，以它为代表也最能说明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一些特色。从古代奴隶社会总的发展情况看，希腊是继古代东方文明而晚出者，因此，它使用奴隶的普遍和发展程度之高，应看作整个古代奴隶社会已臻发达阶段的一个反映。但和同样也经历了自己的发达阶段的东方古国的奴隶制经济比较起来，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又具有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希腊奴隶使用虽很普遍，却以小规模为主，而且，可称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以雅典为例，它的公民等级财产差别之比按一、二、三等级收入计算，是5：3：2（即分别为500、300及200麦斗），尽管第一等级中首富之人比一般同级公民要突出一些，但总的来说距离这个基本标准不是很大。据估计，这三个等级拥有奴隶的数目大致是第一等级25人左右，第二等级15人左右，第三等级3人左右，和东方国家帝王将相豪门显贵的奴仆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至数十万的情况相比，雅典第一等级的大奴隶主，在东方看来只能算中等甚至中小奴隶主。这种小规模是和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密切相关的。
（二）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各等级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也是以第三等级为首。即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仍以雅典为例，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人口（包括家属）总数约为168000人，第三等级即占100000人，一、二级合算亦仅4000人，况且各级财产收入相差不太大，可见第三等级的重要了。因此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或者说，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较之其他古代社会为大。前已指出，自从开展殖民活动以来，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便比较发达。公元前5世纪时，象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面向市场，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这样一来，尽管古代奴隶制经济始终不脱自然经济的总范围，古代国家也无不以农为本（雅典亦不例外，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希腊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已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但商品生产却不能改变奴隶制剥削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奴隶主为了追求商品利润，对奴隶的剥削更为残酷，更不顾奴隶的死活。
（四）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和蛮族人。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已取消公民中的债务奴隶制，在雅典影响下，提洛同盟和其他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也普遍保护本国公民不遭奴役。因此，在雅典和其他海运发达的大城邦中，奴隶多来自海外异域，其中有小亚、叙利亚、腓尼基和亚洲各地之人，也有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战争俘虏仍是奴隶的重要来源，而海盗劫夺拐卖的奴隶和家生奴隶也不在少数。各城邦都有奴隶市场，希腊世界最大的奴隶市场则是爱琴海上的开俄斯岛。本城公民不得为奴以后，有利于使全体公民共同对付奴隶，奴隶主的专政反而更见巩固，甚至象雅典这样号称民主典范的城邦，公民群众对奴隶的镇压也从不放松。
由于这些特点，希腊奴隶制可称为古典奴隶制，和古典城邦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对希腊社会中奴隶人数的估计，却不能因其使用普遍而认为奴隶一定要比自由民多得多，从上述的小规模、第三等级为主等特点可以作此推定。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是，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因此奴隶只占人口的5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则比率还要低一点。例外的恐怕只有斯巴达和开俄斯岛，因为斯巴达那套希洛特制度比较彻底，作为国有奴隶的希洛特显然要比斯巴达公民多得多；而开俄斯岛则是最大的奴隶市场，所以古人都说那里的奴隶多如牛毛。但总的说来，希腊社会奴隶与自由民之比不会超过50％，虽然较之古代东方各国，这个比例仍是大大超过了（古代东方约在30％以下）。
希腊奴隶社会尽管在公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奴隶仍是非常严酷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希腊城邦的专政措施无孔不入，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更是五花八门，从鞭打开始、直到吊起脚来、抽筋折骨、剥皮、绞杀、烧死、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对奴隶的虐杀构成希腊古典文明最阴暗的一面，却也是最本质的一面。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之下，希腊奴隶群众的反抗斗争异常激烈，方式多样，从怠工、逃亡、击杀个别奴隶主、利用奴隶主内部矛盾打击奴隶主，直至武装起义，发动奴隶主最害怕的“奴隶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雅典的奴隶和斯巴达的希洛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尤以公元前412年雅典2万名手工业奴隶大逃亡对雅典打击最大。奴隶起义战争多次爆发，其规模最大的两次皆发生于伯罗奔尼撒：公元前494—468年的阿哥斯奴隶起义，先后坚持20余年；公元前464—453年的斯巴达希洛特大起义则几乎摧毁斯巴达城，虽然最后失败，却坚持斗争达10年之久，粉碎了斯巴达陆军天下无敌的神话。不过，与罗马时代的奴隶制相比，希腊的奴隶制还是相对温和的，分散的，所以奴隶起义和暴动数量较少，规模较小。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可能夸大了古希腊奴隶制度的普遍程度，比如徐松岩先生就深入地考察了古代雅典的奴隶数量及其变化情况，以下就从他的有关论文中摘引一些观点和资料，一边我们能够对奴隶制度及其与希腊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
徐松岩指出，奴隶不仅是生产者，同是也是消费者，人们使用奴隶的前提是他至少能供养奴隶最基本的食物需要，能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同奴隶劳力结合，创造出高于奴隶最基本食物消费的剩余。在雅典，任何一位拥有20明那财产的公民，如果他自己不参加劳动，则所得收入皆难以养活一名成年自由人或奴隶。他引用吕西亚斯在其演说辞中提到的一位工匠的自述：“我通晓一门可赚取少量收入的手艺，由我本人亲自经营，因为如果把它移交给一名奴隶来做，我就无力承担养活奴隶的费用。”由此可以肯定，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只能是那些终年劳作而勉强度日的穷人，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奴隶的直接占有者和使用者。荷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牛的价格为平均每头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1.7—1.8明那)的1/3；前375年牛价涨至每头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的1/56。由于蓄养奴隶费用高昂(一名奴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头牛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奴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头牛。因此,那种认为拥有一二头牲畜就自然可拥有一二名奴隶的说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的。
任何一位自由民要想成为奴隶主，除了要为奴隶提供衣食住的条件以外，如果他从事农业，则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及农具、种子、水源等生产条件；如果经营手工业,则还需拥有厂房、工具、原材料和必要的流动资金等。因为“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况且，任何一位奴隶主通常是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于生产的，其财产中总是有相当一部分属非生产用的财富（如奢侈品、儿女的聘金或嫁资,等等）。因此，奴隶作为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其所占份额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以资料较为翔实的帕西昂为例，他共有财产75—80塔连特，其中包括一个盾牌作坊(约有奴隶
0—70人),按同期奴价，奴隶只占5.4%—6.5%。照此推算,公元前4世纪中期一位拥有一名奴隶的公民，财产额应在65明那以上，相当于第三等级公民的财产平均数的两倍多。正如恩格斯所说，使用奴隶的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的超过中等水平的财产”。
事实上，在土地贫瘠、水源匮乏的阿提卡，栽培农作物尤其是橄榄、葡萄,工作需要十分精细。当时希腊各地已普遍采用休耕制，这样，一块5—10英亩的土地所生出的农产品，通常仅够公民养家糊口，少数人略有剩余。德摩斯提尼指出，许多应纳税公民(财产在25明那以上者)因养家糊口和公共开支而拖欠税款，在他们当中几乎找不到拥有奴隶者。德氏还提到，有两位各拥有45明那财产的雅典人谋生之路亦颇艰难。因此，广大小农一般自力耕耘，平时以家眷为助手，农忙时邻居互助，或雇一二名临时帮工(自由民或奴隶)。如遇天灾人祸，收成不好，公民的妻子或年长的儿子也不得不外出打工，以减轻家庭负担。可以想见，这类农业生产者在使用劳动力甚至耕牛时都必须精打细算，决不会轻易增加奴隶的数量。正如色诺芬所说,“如果送到田里的牛和人手多于需要，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失”。这表明,在雅典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一直不多，不可能像使用牲畜那样普遍。
徐先生认为，公元前431年前后雅典奴隶制经济达到古典时代的顶峰，奴隶人数至多约为9—10万；之后，战争、瘟疫、奴隶逃亡等因素使奴隶人数在前404年已减至约1.5万；公元前404—338年,奴隶制发展滞缓，奴隶人数至多2万左右，奴隶制经济的总体水平远不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是希腊世界奴隶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在雅典，奴隶人数达到其人口30%左右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一二十年。在古典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奴隶所占比例大约不超过人口的10%—15%。而希腊其它多数城邦奴隶所占比例恐怕还要低一些。
以上便是古希腊奴隶制度发展的大体情况。
地理环境与古希腊文明
中华商汤大帝 [中国军事同盟]
摘 要：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古希腊文明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古希腊地理环境 古希腊文明特征 雅典地理环境 梭伦改革 斯巴达地理环境 古埃及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都有过专门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地理环境有着重要影响，作为生产力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甚至具有决定意义。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地理环境在人类的形成、工具的制造、生产的种类、生产力发展速度等方面，无不具有巨大甚至决定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关系、经济制度性质的影响则通过生产力来实现间接影响。
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文明，它的地理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呢？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东部沿岸地区。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为其地理环境特色。作为古希腊文明中心地区的希腊半岛，其中部和南部以港湾众多、海峡连绵著称，为希腊文明提供了面向海洋的自然条件。就希腊陆地而言，则是山多土薄的贫瘠地区。无数的山脉和丘陵将希腊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陆路交通的极为不便和地域的分割，是促成希腊难以统一、城邦小国林立局面的重要因素。就地理整体上看，希腊世界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中心地理距离很近，易于接受两大文明的积极影响。可以说，在古希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地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希腊半岛山岭交错，河流短急，又没有东方的大河流域和广大平原，这种各地近乎隔绝的地理多中心，决定了希腊的经济多中心。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了社会分工的基础。以希腊工商业城邦的代表雅典为例，雅典境内多山，土质贫薄，只有几片不大的平原和河流谷地适于种植谷物，农业相对斯巴达等城邦落后。山坡上适于栽种葡萄、橄榄等果树，山中蕴藏着大量的银矿、优质陶土和为希腊建筑所需要的大理石这有利于雅典人在农业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同时，由于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是中希腊和爱琴海世界联系的前缘地带，因而为航海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解决粮食危机，雅典大量输入谷物等粮食作物和其它原料，同时将自身的手工业品输往各地，有力的促进了雅典商品经济的发展。
希腊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为希腊提供了众多的天然良港，在陆路由于为山脉所隔，而难以联系希腊世界的情况下，大海将它们联系了起来，并将希腊和世界联为了一体。同时大海也成为希腊扩大生存空间的便利通道，促进了希腊早期的对外殖民和后来的海外贸易。这都促成了希腊大多数城邦由封闭的农业经济转向开放的商品经济。
希腊地理上的多中心决定了经济上的多中心，而经济上的多中心又决定了政治上的多中心。山脉纵横、岛屿众多的自然条件将整个希腊世界分为三百个左右的城邦。希腊城邦的一大特点就是小国寡民。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40万，而雅典则只有2556平方公里。小国寡民的特点使经常召开全体公民大会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
但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受地理环境影响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形成之初，经济形式主要为农业经济，这使得占有广大土地的氏族贵族得以垄断政权。但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壮大，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联合同样受贵族压榨的无地和少地的平民，反对贵族政治，要求实现财富政治，废除债务剥削，集城邦全体的力量，扩大海外贸易。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已达到公开暴动的程度。当时雅典人基本按地理所在而分为平原派、山地派、海岸派。在社会变革的大势之下，公元前594年，雅典工商业贵族梭伦当选首席执行官，开始改革。后经过僭主政治，在经济上扶植下层平民的阶段，在新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上，雅典过渡到了民主政治。
而希腊世界的另一大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的斯巴达，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犹罗达河贯穿南北，适于农业生产；海岸线平直，缺少优良港湾，不适于发展商业和航海业。这种天然的农业优势，使掌握土地的贵族力量强大，而平民力量弱小，同时由于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军事色彩，斯巴达在政治上长期是处于贵族寡头政体状态。
地理环境对希腊文化也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希腊地近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易于接受东方这两大文明的先进文化，转为己用。正如古朴时期中期的希腊文明被命名为东方化风格阶段所示，希腊文明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学习东方之处很多。例如希腊的艺术家从埃及和腓尼基学到青铜铸像、石料建筑和雕刻石像的方法，开始建造希腊神庙和雕塑希腊神像，这是以雕像为代表的古朴时期希腊艺术起点异常之低，但其发展速度却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希腊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具体自然环境，以雅典为例，利用多产陶土的自然优势，在古朴时期就已生产出大量优质陶器，销往各地。希腊哲学和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东方的影响，许多希腊的哲学家和史学家都曾游历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东方国家，考察学习，吸纳精华。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有关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物理、医学等曾向东方学习的自然科学的知识的积累与探讨已逐渐进入系统理论的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东方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
当然，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希腊政治经济结构对希腊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纵观希腊历史，不难看出，希腊的政治经济和希腊文化呈现出同涨同衰的正比例现象。凡是希腊政治经济稳定兴盛的时期，其文化发展也处于兴盛时期，反之，则处于低落时期。文化与政治经济紧密结合。例如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希望有人能全面详实地将这场战争记述下来，因此，当“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回到处于鼎盛之世之下的雅典后，马上受到伯里克利的注意，将写史的希望寄托与他，结果便是《历史》的问世。
而在地中海对岸的埃及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体现与希腊就有许多不同。古埃及东临红海，西接利比亚，南接努比亚（今苏丹），北濒地中海，与希腊隔海相望。全国沙漠占百分之九十六，人口集中在尼罗河流域，国家地理按尼罗河而分为上、下埃及。在古代，埃及实际上只有东北经西奈半岛到达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条国际通道，虽有航海活动，但对埃及影响不大，因此埃及比于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其三千年间较少受外族入侵，文化也一脉相承，未有大变。由于埃及是农业国，要求对尼罗河泛滥和因此而导致的田界改动等生产实践中的有关事例进行测量，计算。于是在文化成就上，埃及主要体现为实用科学的成就。在艺术上也以规模宏大的建筑为主要体现，作为埃及文化成熟标志的金字塔，之所以能在埃及而不在希腊出现，地理环境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
埃及是典型的东方大国，与希腊的分散性相反，表现为大范围内的聚合性。尼罗河冲积平原使得土地肥沃，为了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有利于促成负责水利的集权产生，从而产生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而这种集权帝国由于地理因素、经济上的封闭性和政治上的限制，在文化上缺少创造力，三千年来，并未有大的变化。到后埃及时期，文化趋势愈加保守，只想复古，不求创新，到希腊罗马统治时期，象形文字也变为死文字，文明传统由此断绝。
综上所述，古希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制度、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希腊地理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形成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不过，虽然地理环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应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可变量，起着增加或减少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的作用，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希腊是建立在较高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铁器是希腊普遍进入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有可能出现城邦林立，铁器也使希腊社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不到四个世纪的短暂时间内完成，为工商业奴隶制提供了阶级基础。文化作为经济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再加上本身创作受生产力的限制，所以在终极原因上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虽有极大作用和影响，但并非希腊文明产生、发展的终极原因。
参考书目：
1、朱龙华 著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齐世荣 著 《精粹世界史：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5月版。
3、李清、王秀芳 著 《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4、A?费克里 著 《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5、日知选 译 《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三联书店，1957年版。
从城邦伦理向法权制度的转变
古希腊城邦社会作为一种古代的社会制度形态，政治意义上的法权关系并不具备，国家在那里尚未上升为一种法权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其实体性统治也缺乏一套法律完备的结构化框架，因此，希腊城邦社会还不能说是一种法权政治，而只能说成是一种伦理政治。这种伦理政治与法权政治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德性和礼俗为基础，后者则是以法律为基础。希腊社会的德性正义构成了城邦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把社会政治的核心建立在从“公民”伦理向政治伦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美德”上面，城邦与公民的双重美德在希腊社会具有准法律（法权意义上的法律）的意义。
当然，正像我们前面一章所分析的，古希腊社会存在着法律及其法律正义，但这种法律重在国家对法律条文的颁布，是城邦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分配的资格认可，并非公民自身的法权拥有，公民的权利观念在希腊法律中还是不存在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些政治概念在他们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的；特别是关于公民和国家的概念，个别的公民拥有种种私人的权利，而国家则通过法律既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又强迫他们承担为达到保护目的所必须尽的种种义务。……公正或公道对他（伯里克利）对他来说就是指公民的某种共同生活的体制或组织，而法律的目的则是保证每一个人在城市的总体生活中获得他应有的地位和职位，并能尽到他的职责。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但这些权利并非个人所私有；这些权利从属于他所任的职位。”[1]因此，法律在希腊人看来，主要是一种城邦国家的律令，它最早是由神向希腊人宣布的，后来由城邦的统治者宣布出来，古希腊“法律”一词的原意即“说出”、“宣称”，在诗性智慧中，神的法律便是神的言说，维柯曾指出希腊所谓的“神学”，便是关于神的语言的学问。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所颁布的法律一直延续着神学的传统，而在法律条文前冠于“神说……”，以示城邦的法律具有着神性的权威。
神灵和城邦为希腊人颁布的法律固然披着神圣的外衣，但其主要的来源仍不外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伦常法则与道德观念，它们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具有的普遍生活规范和法则，它们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性上面，这种客观性对于政治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规则，它们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合法性权威，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和遵守。从具体内容方面看，它们可以是习惯法、道德戒律等未成文法，也可以是由政府颁布的成文法。伯里克利在演讲中曾说：“我们尊重政府和法律，使我们不致去做错误的事情，我们特别重视那些为保护受害者而制定的法律以及使犯罪者受到舆论的谴责的不成文法。”[2]在索福克利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曾这样看待普遍存在于希腊社会生活中的习惯法等未成文法：
“是呵，这些法律并非宙斯制定，
而她和诸神并立为王位居宙斯之下，
公道，不是出于这些人类法律的规定。
我也不认为你，一个尘世的凡人，
能够一下就取消和践踏
上天不可改变的不成文法。
上天法律的存在非一天两天；
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3]
习惯法、惯例、习俗、道德观念和国家法律等内容在希腊社会都担当起支撑城邦政治的使命，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在实质上很难有明确的区分，法律在希腊社会还不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更不具有维系政治制度的法权关系的框架性意义。希腊各城邦依据不同的政体形态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法律，例如雅典和斯巴达，也都在不同的时期颁布了各种法律条文，特别是雅典民主制经历了梭伦立法、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民主制的繁荣时代，发展成为一种尊重民主、法制和公民自由的政治秩序，但从普遍的社会政治形态来看，希腊诸城邦还没有构成标准意义上的法权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法律的统治在那里还没有上升到绝对的地位。
而西方近代社会所确立的法律观念与古希腊的法律观念有着截然的不同，法律是以人权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政治权力被有效地制约与限制，而在古希腊城邦社会那里，正像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保障个人权利的法律意识在希腊还是空白，个人在城邦社会只有政治地位，没有私法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社会的政治还是一种城邦伦理的习俗政治，正像贡斯当所指出的，“在古代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他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如果他在某些固定、偶尔的时候行使主权的话，更经常地则是放弃主权。”[4]
应该看到，希腊社会的伦理性特征具有准法权的意义，从形态上来看，习俗礼仪等规范是一种习惯法或惯例，虽然它们不是法律，但其权威性绝不亚于法律，甚至高于法律。这种权威性既来自法律的政治性根源，也来自习俗的社会性根源，政治性和法律性在那里综合为社会性的规范，在城邦公民的行为准则中法律与习俗并没有区别开来，而是结合在一起，共同指导着公民的言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合乎习俗的东西同样也是合乎法律的，反之亦然。
希腊社会是一个以德性为尺度的社会共同体，在那里德性的正义是社会关系的基石，而德性的本质集中地在于人自身，也就是说，德性的习俗法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习俗法则，人在那里具有主体性的意义。当然，此时的人的主体性还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即前面所分析的城邦公民性，并不具有近现代法权制度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含义，但是，它毕竟是建立在当时所理解的人性基础上的。沿着这种德性的习俗规范，社会的中心自然地转向对于至善观念的寻求，也就是说，至善是希腊社会生活的枢纽。这种城邦政治的价值取向与近现代乃至罗马法权制度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我们看到，希腊社会中弥漫着一种社会的至善目的性要求，这一特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说道：“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5]
至善观念是一种对待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衡量标准，它以人的本性善恶为原始起点，把社会的最终目的看成是实现人的普遍的善良，也就是说，希腊习俗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善。但善是什么呢？至善又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思想家看来，人本质上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在灵魂之中，也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之中，社会的习俗德性就是这种人性善的客观化体现。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它的普遍要求就是把这些善的力量集合起来，克服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和不道德成分，由此一来，善就成为社会的法则，它指导着社会向着更高的更完善的目标演化和发展，从而达到至善，所谓至善也就是最高的善，它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也是习俗伦理的基石。因此，与善和至善相联系的是人和人性，把它们两者之间沟通起来的中介既是法律，更是习俗、德性。萨拜因曾经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国家的论著所根据的道德假定，“这个假定就是：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参与国家的生活才能实现。……这个假定使他们两人把参与国家生活看作是一个在道德上比义务和权利都更重要的概念，并认为公民资格就是对共同生活的一种分享。根据这个观念，公民资格就处于人类品德的顶点，或者至少是在城市和人性都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情况下就是如此。这个假定代表城邦的道德和政治的真正本质。”[6]
然而，在这种国家主义的至善追求中，法律所具有的法权关系却被忽略了，法律仅仅是一种与礼俗伦理相平行的政治权力关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保障，它只是为社会整体的至善目的服务的。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多次写道公民与城邦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法律在他们看来，仍是国家的保障系统，它们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善意识能够合法地实现，公民只是分享普遍善的好处，享有各种权利，但这些权利并非他们作为私人所私有，这些权利从属于他们所担任的职位。在城邦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希腊公民天然地具有一种特殊心理，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生命、财产、家庭以及其他一切内容都属于城邦。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国家的利益应该放在超乎一切之上的地位上，……因为一个治理的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了，就一切都被毁坏了。”[7]亚里士多德尽管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学说和法律观点，但就其实质而言，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相比之下，只有智者们尖锐地指出过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如色拉叙马霍斯就说道：正义不是别的，是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指的便是政府的利益。另一位智者阿尔基达马曾批评希腊城邦的奴隶制，认为神创造的人全都是自由的，而不应该使人成为奴隶。
问题在于：习俗和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态，它们的结构、功能和价值指向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希腊城邦在某个特殊的阶段可以把它们硬性结合在一起，而一但依照这种习俗化的政治伦理规范和要求社会成员，其结果必然导致内在的冲突和危机。希腊社会的衰落与解体表明它的政治建构具有相当大的不彻底性，法治在城邦社会还没有真正确立，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挑战，城邦社会没有能力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伴随着城邦国家的没落，习俗规范、德性伦常也一同消失。由此可见，法律制度需要另外一种社会土壤，而这是希腊城邦所无法提供的，我们看到，随着希腊城邦的消亡，法律在另外一种政治制度中真正确立起来，那就是罗马的法制社会。
与习俗伦理相对应的法权关系是一种政治性的权利关系，在这一点上它恰恰是与习俗规范相对立的，习俗规范所依据的是国家的至善观念，而法权所依据的则是社会的政治权利，如果说至善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人性关系，其主体是人的话，那么法权关系则是一种人性的社会性关系，其主体是制度。希腊城邦之所以在其历史的演变中随着至善观念一同没落了，原因之一便是没有确立独立的法权关系。法权关系并不要求把社会政治的中心放在人性的善恶德性上，一个社会的好，并非由于人性的善，而是在于法治，法治的主体是制度而不是人，因此法权关系所指向的是一种政治的制度模式，在其中人性的善并不具有优先性的地位，甚至相反，人性总是被设想为恶的或需要加以防范和限制的，法权关系便是旨在建立一种合理性社会秩序的保障性关系。现在的问题在于，假设人性的低下并不等于否定人所拥有的权利，甚至相反，权利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并不因为在道德维度上看是不好的、不善的，甚至是恶的，就被否定。因为在法律制度下，个人并没有善恶的道德差别，只有作为一个生命所应存在的权利，与此相应，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国家也没有善恶的区别，只是具有维护和保障社会秩序、个人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法权关系是一种自身建构的政治关系，它排除了至善观念对它的侵袭，不问德性的是非好坏，只问社会成员所应有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只要求社会成员和社会共同体各自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因此，法权关系和至善观念在如何对待社会成员和国家共同体问题上往往是背道而弛的，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看，善是衡量的角度，只有善的或好的才是应该维护的，并设法给予保障的，而在法权观念来看，则不区分善恶好坏，只看它是否拥有权利，是否履行了义务。例如一个公民，不论他在道德上是好人或坏人，只要他是一个公民，并且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那么他的权利就应该得到合法地保护。也许他是一个不孝敬的人，但是不孝敬只是违反了道德原则，并没有违反法律规范，因此，社会共同体对他不应给予不合理的惩罚。由此看来，法律与习俗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社会规范体系，而在古希腊它们两者竟结合在一起，这样以来，潜在的矛盾冲突肯定会暴发出来，其结果将导致社会形态的转换，即从习俗伦理向法律制度的转换。习俗德性是社会性的一般规范，它的权威只针对于人的道德伦理，不具有制度的意义，而政治必然是制度性的，社会的规范要上升到合法性的地位才具有政治实体性的意义。
历史地看，希腊城邦社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开始衰落，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它的政治体制自身已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例如在雅典，公民内部的分化日益剧烈，小生产者大批破产，贫富矛盾逐渐加深，大批奴隶逃亡，公民人数锐减，作为城邦政治支柱的公民集团开始解体。与此相应的，如修昔底德所说，整个希腊世界，品德普遍地堕落；普通公民的政治热情减退，越来越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总之，希腊城邦社会在战争之后逐渐瓦解和衰颓，随着马其顿王国的入侵，失去了独立的主权，沦为亚里山大帝国的一些自治城市。
早在希腊城邦国家解体之前，一种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主流政治思想的意识观念已经滋生，并开始为多数希腊人接受，这些思想观念集中地表现为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与主流思想相逆，他们提出了一种带有个人特性和追求私人幸福的价值观，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参与城邦的政治，作为公民尽职尽责，而在于从毫无益处的公共政治生活中隐退出来，过一种完全私人化的自然生活，远离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保持内心的宁静。在他们看来，整个自然不过是物质成份的组合，人类说到底也是一种自然动物，每个人应该只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在城邦国家的秩序与目的那里是找不到的，而只在个人的心灵之中。“世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在任何地区，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为了预防伤害造成的损失或痛苦而不时形成的一种常规。”[9]由此可见，在希腊社会的后期，传统的以城邦政治为核心的德性伦理已经遭到冷落，在失败主义情绪下，希腊人对城邦政治产生了怀疑，开始转向自我的内心，在人的自我灵魂中寻求某种安慰和解脱。这种迥异于希腊主流思想的个人意识，在希腊化时期成为当时主导的意识观念，从而在另一个侧面为罗马法权社会的确立拉开了前奏。
[1]《政治学说史》，第37页。
[2]《政治学说史》，第38页。
[3]《政治学说史》，第53页。
[4]《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9页。
[5]《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著，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
[6]《政治学说史》，第161页。
[7]《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0页。
[8]《政治学》，148页。
[9]引自《政治学说史》，第170页。
希腊哲学的产生
——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哲学
关桐
当我们对比着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古希腊在奴隶制社会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产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中，竟没有哲学，直到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动荡时期，即春秋时期，才产生了哲学（据我了解，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产生哲学。虽然有的认为春秋后期的老子创立了哲学，有的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首先创立哲学的是春秋后期的孔子，有的认为首先创立哲学的是春秋后期的子产……其说不一，但一致认为哲学是在东周以来发生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近几年来，有人认为，西周时期的《周易》〔单指《易经》不包括《易传》〕已经是哲学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哲学是用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构成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周易》从内容上看，它是一部筮书，即占卦的书，它体现的是神学迷信的世界观，从思维水平看，它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部书在神学迷信世界观体系内包含着若干朴素辩证法的萌芽，但这还是哲学孕育的最初时期的东西，它本身还不是哲学）。这是什么原因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探寻思维发展的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在寻求作为社会意识的哲学，在两个国家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原因时，应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存在中去找寻答案。古代希腊的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民主制，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是氏族种族奴隶制，在政治上是君主制，从没有如希腊的雅典那样的民主制。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正是两个国家的社会存在具有重大不同的标志，也是解开上述问题的钥匙。
一 希腊哲学的产生
叶秀山先生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一书中，分析和说明古希腊哲学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时，认为希腊哲学产生的原因在于奴隶主的民主制。梭伦变法打击了氏族贵族，实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统治，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一观点显然是对的，但我认为叶秀山先生的论述还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叶秀山先生在论述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奴隶主民主制的关系时，认为民主制提供了自由思想的条件，创造了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没有民主制便没有希腊哲学。但是雅典所以能够建立奴隶主民主制，是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结果。离开它们之间的斗争，便无法理解雅典的民主制。民主制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归根结底，希腊哲学产生和发展则是根源于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而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和氏族贵族奴隶主抗衡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所以也就没有如雅典那样的民主制，所以也就没有哲学。这个问题在本文第四节再来讨论。这里暂不多讲。
这里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古希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在“荷马时代”的雅典，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公社开始解体，财产、特别是土地从公社所有转化为个人所有。和这种私有财产相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也逐渐发展了起来。财产私有、商品交换瓦解、破坏了旧的氏族公社的经济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以私有财产为标志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希腊早期奴隶制时代，就在掌握政权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之旁产生出了工商业奴隶主。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形成了三个派别：一派是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利益的平原派。他们要维持旧的血缘关系，并且除了剥削奴隶外，还通过债务剥削自由公民，以至使许多自由公民沦为债务奴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一派是代表工商奴隶主利益的海岸派。他们要求实行能够满足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措施，在政治上，要求推翻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寡头政治，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派是代表平民利益的山地派。他们要求废除债务，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债务剥削。在这三大派别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中，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海岸派联合代表平民利益的山地派，推翻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这一斗争过程是通过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改革而完成的。改革的实质，是以私有财产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即按财产的多寡划分等级，并保护公民（奴隶除外）的民主权利。私有财产的确立和公民的民主权利，恰恰是保护工商业奴隶主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破坏血缘关系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确立，正是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斗争的不断胜利。
与上述历史过程相适应，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宗教和神话结合为一的世界观中，发展出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世界观是氏族贵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直接和氏族贵族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氏族贵族对内统治既利用宗教，也利用神话。他们宣称神是氏族贵族的祖先，是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而他们自己则是代表神来统治人间的。氏族贵族掌握着神权，神权是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随着工商业奴隶主的成长壮大和他们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产生了推翻宗教神学世界观，重新解释世界的需要。最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随着宗教神学的坍台、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在氏族贵族奴隶主阵营中则又产生了代替宗教神学来对抗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希腊早期的唯心主义哲学。
总之，古希腊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在工商业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中产生的。固然，没有民主制就没有希腊哲学（因为民主制创造了自由思想的条件，形成了自由论辩的学术空气，这是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民主制的产生必须由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来说明。如果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胜利，就不能产生雅典民主制，也不可能产生哲学。
二 为什么古希腊哲学首先在米利都产生
雅典民主政治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思想自由两个方面提供了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然而正像叶秀山先生所指出的：“早期希腊哲学学派的发源地都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联盟中的某些城邦（如米利都、萨摩斯、科罗丰等）。”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由于缺乏关于小亚细亚早期城邦社会情况的史料，我们很难具体地说明小亚细亚早期城邦的社会制度和哲学产生的联系。叶秀山先生以为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这些城邦的母邦——雅典的社会作为一个范例来研究，以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特点。” （《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页）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对于希腊哲学为什么首先在米利都产生，在那里哲学产生和社会条件的联系等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还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小亚细亚各城邦，是公元前11—前10世纪从希腊本土来的移民组成的殖民城邦。这时正是希腊氏族部落开始解体的时期。由于殖民的原因，旧的原始公社中的血缘关系，决不会像移民以前那样严密，也就是说，移民破坏了血缘关系，虽然破坏的程度我们不清楚。但由此推断，在这里打破原始的、氏族的血缘关系，比起希腊本土来说，会更容易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小亚细亚各城邦中的血缘关系纽带比希腊本土松弛，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由于小亚细亚的地理位置处于希腊本土与波斯、埃及、印度经商的要道上，所以这里的商业比较发达。商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的发展。据现有的史料可知，小亚细亚各城邦的工商业确实比希腊本土发展要早，也比希腊本土的工商业发达。塞尔格叶夫著的《古希腊史》中，叙述了小亚细亚各城邦在公元前8—前6世纪时期的工商业状况：“商业最早在小亚细亚沿海诸城市发展起来，爱奥尼亚的城市，尤其是米利都，在其中占居首位”。“米利都是纺织业、染色业、冶金业的生产中心。米利都的纺织品是举世知名的。墨加拉出产的羊毛织品销行甚广。羊毛织品的生产必须有牧羊业，在这方面，米利都却是首屈一指的。”（《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46、147页）
在小亚细亚各城邦，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较早地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因此，在那里也较早地出现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了解小亚细亚诸城邦的早期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具体情况，但是希腊的古典作家却告诉我们，遍及全希腊的僭主政治，最初起于小亚细亚诸城邦及其岛屿。关于早期僭主政治的特点，在《世界上古史纲》中有所说明。书中说：“在早期希腊，僭主的任务是反对氏族贵族，它往往代表新兴奴主阶级工商业者的利益。僭主本人，或是改革运动的首领，或是政治野心家，虽然大多数出身贵族，但必须投靠新兴奴主，并利用下层平民的力量。”（《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塞尔格叶夫也说，在萨摩斯岛的僭主“波吕克剌提竭力推行的对内对外政策，皆对于贵族阶级的利益有损害，同时保障了商业和手工业”（《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页）。
从以上所述可见，小亚细亚各城邦工商业早于雅典而发展起来，在那里较早地产生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它同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因此，在与梭伦变法的同时或稍前，小亚细亚各城邦也建立了类似雅典那样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测，缺乏史料根据。但是，那里有了产生哲学的社会基础——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则是没有疑问的。
古希腊哲学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小亚细亚，还和吸收了东方文化是有关的。由于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商业往来远及波斯、印度、埃及等地，因此，波斯、印度、埃及这几个文明古国的文化，首先传到了小亚细亚诸城邦。例如米利都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的创始人泰利士就曾“向埃及人学习过几何学”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集·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第1961年版，第2页）。吸收东方文化是小亚细亚首先产生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产生哲学的决定性的条件则是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没有这个条件，哲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例如埃及虽有较高的天文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在古希腊产生哲学的时候，在那里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哲学。
三 斯巴达为什么没有哲学
在古代希腊，和雅典民主政体对立的典型国家，要属斯巴达城邦了。我们知道，斯巴达并没有产生哲学。我们在分析古希腊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时，对属于古希腊城邦的斯巴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也有必要加以探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相反的意义上论证哲学产生所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
斯巴达是公元前12世纪由北方游牧部落的多里斯人入侵巴尔干半岛后建立的城邦。在这里，征服者种族多里斯人与被征服者种族希洛人的种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从多里斯人侵入巴尔干半岛，建立斯巴达城邦到雅典梭伦变法时，是六个世纪左右）也没有像雅典那样，产生工商业奴隶主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严格的种族奴隶制，即多里斯人把被他们征服的希洛人全体降为所有多里斯人全体的奴隶（即国有奴隶）。在斯巴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种族矛盾；阶级压迫主要表现为种族压迫；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种族斗争。不断发生的希洛人暴动和多里斯人对希洛人的残酷镇压，就是这种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这种斗争又使得斯巴达城邦中的各种族的血缘关系得到加强。因而在多里斯人内部，仍保留了许多从氏族公社或游牧部落中遗留下来的旧制度，而没有产生个人占有奴隶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了加强本族内部团结和加强对希洛人的种族统治，多里斯人还采取了限制本族内部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例如，在斯巴达“取消了金和银的货币流通，并规定只用铁钱”。而“铁钱是不能带到希腊其他地方去的，在那些地方它也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却会被取笑。因此，购买任何外来商品或骨董是不可能的。”当时也“没有航海商人带货物来到斯巴达的港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3页）。
由于上述情况，在斯巴达，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工商业没有发展起来，更谈不上工商业奴隶主了。
在斯巴达能够有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的人是“边民”，即和斯巴达结盟地区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些“边民”当中，有农民、艺工、商人。但由于斯巴达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再加上这些“边民”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在多少有了私有财产的“边民”中，工商业也是非常落后的。
和上述这种以种族压迫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相适应，斯巴达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奴隶主寡头政治。所谓奴隶主寡头政治，就是说政权集中在少数氏族贵族手中（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民主的形式）。在这种少数贵族专政的寡头政治制度中，为了加强对希洛人的统治，多里斯公民不仅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过着组织严密的军事生活。多里斯人从7岁开始过集体生活；18—20岁受战争教育，并参加秘密屠杀希洛人的活动；20—30岁参加军事训练，而后成为公民，参加公餐，继续服兵役到60岁。男子20岁订婚，30岁始可过家庭生活。妇女亦受军事训练（见《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这种政治制度，当然是缺乏自由思想的条件的。
由于斯巴达的多里斯人没有个体私有制，工商业不发达，没有产生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多里斯人统治希洛人所需要的精神武器，也不是哲学唯心主义，而是种族意识；再加上组织严密的军事生活，加以缺乏思想自由的条件，所以不可能产生哲学。至于希洛人，因为他们成为种族奴隶，当然也不可能创造哲学。
上述考察，可以从反面证明：在奴隶制社会，工商业奴隶主的强大和适应工商业奴隶主阶级需要而产生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哲学产生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没有这种社会条件，便不可能产生哲学。
四 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哲学
在前面，我们就古代希腊探讨了哲学产生和社会条件的联系。下面再从中国古代探讨一下这一问题，亦即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
探讨这个问题，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殊性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仅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争论不决，而且断定西周或春秋是奴隶制的史学家，对于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它和古希腊社会制度的异同，也在探索过程中，认识很不一致。笔者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研究。但认 为以下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一）“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即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王有，由王把土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在奴隶制瓦解之前，土地私有制没有发展起来。
（二）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仅有的工商业还是奴隶主国营，所谓“工贾食官” （《国语·晋语四》）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在春秋以前，极少有私人工商业，没有像古希腊的雅典等那样，产生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三）因为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当然也就没有工商业奴隶主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因此，就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的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僭主政治”，更没有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像梭伦变法那样的变革，没有雅典那样的民主制，而一直是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君主专制。
（四）所谓氏族贵族奴隶主是从原始部落的氏族领袖转化而来的，夏商周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原来的氏族领袖的后裔。这同希腊的氏族贵族奴隶主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没有工商业奴隶主的反抗，所以氏族贵族奴隶主一直独占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神学世界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而没有受到冲击和破坏。
从以上四点，便可以找到解释中国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哲学这个问题的钥匙。
我们从对古希腊的考察中知道，古希腊哲学是工商业奴隶主同氏族贵族奴隶主斗争的产物，是冲破了神学宗教世界观的结果。在中国奴隶制社会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这里，独占统治地位的、没有遭到工商业奴隶主反抗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为了加强它的统治，防止被异族推翻，在意识形态上，自然要加强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神学宗教世界观，而不需要哲学，不仅不需要唯物主义，而且也不需要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因为没有产生工商业奴隶主，所以也就不可能冲破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神学宗教世界观，也就没有民主制，因而没有产生哲学不可缺少的思想自由这个条件。至于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这个阶级中是不可能产生哲学的。总之，中国奴隶制社会，既没有产生哲学的阶级基础，也没有产生哲学所必需的民主制，自由思想这个条件。
中国古代一直是君主专制，而没有民主制，那么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开始出现的春秋时期产生的。从春秋初期开始，人们已经把铁器应用于生产。随着铁器的应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私人经营工商业，个体私有经济也发展了起来，并且逐步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奴隶的反抗和其他条件，私人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者不是采取奴隶制剥削方式，而是采取了封建的剥削方式。就是说，从春秋以来，逐步地产生了一个与奴隶主相对立的新兴地主阶级。这就有了产生哲学的阶级基础。这是产生哲学的决定性的条件。
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种斗争，既有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氏族奴隶主的斗争，也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氏族贵族奴隶主内部的斗争。自平王东迁以来，特别是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威信日益丧失，“僭礼”、“乱礼”、“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不断发生，奴隶主统治的秩序大乱，禁锢人们头脑的，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神学世界观，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而陷入崩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大解放。这就是说，中国进入春秋以来，虽然没有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制，但却产生了自由思想的条件。总之，中国从春秋以来有了产生哲学的社会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争取自己的统治，有必要锻造哲学武器；奴隶主贵族也有了锻造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所谓“精致的宗教”）以取代宗教神学世界观的需要；同时又具备了产生哲学不可缺少的自由思想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和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就应运而生了。
本文粗略地从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考察了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源，结论是：古代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人们自由思想的社会环境，则是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个观点还是很不成熟的、很粗糙的，特写出来就教于高明。
（资料来源：关桐《古代社会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后古典时代希腊政治文化概况
风子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远征，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内，他征服了二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迅速瓦解，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和马其顿本部的安提卡王朝等希腊化的国家。这些王国自建立之始就不断受到罗马的侵扰，并最终为罗马所征服。西方史学家把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征服的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的征服，使希腊文化随着铁骑军一起撒播到了世界各地。希腊文化在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汇合成了一种新的综合性文化。因此，希腊化时代也是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大交汇的时代。
公元前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道扬镳，希腊地区便处在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一帝国在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上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因此后世学者们又称之为拜占庭帝国。从政治上讲，希腊只是拜占庭帝国行省一级的辖区之一，希腊全部和巴尔干大部分地区构成了伊利里亚，君土坦丁一世设立的4个行省之一。并且，希腊本土不再是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即帝国首都）取代了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明珠。529年，古典哲学的大本营雅典大学被查士丁尼一世撤销，雅典的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另外，东正教代替奥林匹斯神系崇拜而成为希腊人唯一的信仰。希腊人甚至对自己的称呼"海伦"（Hellenes）都没保住，他们改称君大坦丁一世钦定的"罗美伊"（Romaioi），意为"罗马帝国的臣民"或"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更可悲的是，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代，希腊一直是外族入侵的对象。四、五世纪，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和匈奴人的铁蹄先后踏过希腊。六至十世纪之间，希腊又不断受到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等"蛮族"的侵袭；其中斯拉夫人一度成为希腊真正的主人。1082年，希腊落入诺曼人之手。1204年，十字军与威尼斯人在希腊登陆，进而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希腊又一次沦为板上之肉，被瓜分为若干公国。虽然后来拜占庭帝国又夺回首都，但已无力控制整个希腊世界，这就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创造了条件.作为政治概念的希腊在外族的军事扩张中没落了，但作为文化概念的希腊却展开了另一种扩张。古典希腊文化被拜占庭人所继承，希腊语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律法为希腊律法所代替。从某种意义上讲，拜占庭文化是古典希腊文化复兴的果实，或者说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新阶级。与此同时，古希腊文化也随着拜占庭人的对外交往而流传四海，常青不衰。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定为都城，易名为伊斯坦布尔，千年帝国拜占庭终于毁于一旦。此后不久，爱琴海群岛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克里特岛长期被威尼斯人所控制，直到1669年才被土耳其人占领），饱受外族侵袭的希腊又处在了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土耳其人采取一种称为"米勒特"（Millet）的自治制度对希腊人进行统治。在这种制度下，希腊人受君土坦丁堡大主教管辖，大主教虽直接对土耳其中央负责，但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他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可以豁免税收和处理教内的民事事务。在地方行政上，希腊按军事原则被划分为六个"旗"（Sanjak），旗中划县，由希腊籍的名门望族管理。如同原先一样，爱琴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仍是伊斯坦布尔，希腊本土则相对贫穷落后。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突厥人的后代，原居中亚一带，十三世纪初向西迁移，进入小亚细亚，并于1299年取得独立，建立了以其首领之名命名的奥斯曼国家。奥斯曼帝国是依靠军事征服迅速壮大起来的，其管理体制并不健全。对于被征服民族，自愿皈依伊斯兰教者可以进入统治阶层，在帝国内享有特殊地位；而坚持原有信仰者，则被称为"牲畜"（Ragah），不许骑马与携带武器，不能穿与土耳人同样的衣服，不能住比土耳人高的房子，未经官方允许不能修盖教堂与敲钟。不过土耳其人并非真像对待牲畜或奴隶对样对待基督徒希腊人， 17世纪以前，希腊享有土地永租权，租额远比西欧农奴低，加之对西方一贯的仇视与怒恨，希腊人中竟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土耳其人的剑比法兰克人的面包好。不过，希腊人还要交纳一种"孩童税"（Tribute of Children），每个有5个男孩以上的基督教家庭必须抽出其中10至15岁的一名来充当"贾尼塞里"（Tanissary），即近卫军。他们皈依伊斯兰教，认奥斯曼苏丹（Sultan,即皇帝）为父，以兵营为家。这种制度开始时为希腊人所反对，但后来近卫军的地位渐高，反过来成了苏丹身上的枷锁，而上层希腊知识分子也逐渐进入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机构，充当翻译等职，有的甚至位极人臣，出任总理大臣。总之，在米勒特制度下，古老的希腊文化、艺术和传统习惯并未受到大的破坏；而一些希腊人则依靠在宗教和商业上的优势地位，逐渐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些人大部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区，因此被称为法纳尔人，在后来的希腊独立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扩张受阻，财政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实行了基夫里克斯制度，农民的永租权被剥夺，税捐大幅增加，在税捐征收过程中则充满了滥用职权与暴力镇压的行为。不堪重压的希腊人民奋而反抗。起初，这种反抗是无意识无组织的，最显明的例子便是一些被称为克勒普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遁入山区，肆机搔扰掠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也只是将他们当作扰乱治安的匪徒。但是，希腊的反抗活动逐渐与复杂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并进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世纪上半期，土耳其同威尼斯、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与希腊人同信东正教的俄罗斯意图成为巴尔干的主宰，因此积极插手希腊事务。1768年，叶卡特林娜女皇曾派出一支舰队，联合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虽然未果，但俄罗斯从此却取得了干预希腊事务的权利，希腊船只也可以悬挂俄国旗帜。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希法之间的贸易交往频繁，这大大促进了希腊商业和航海业的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因而发展起来。其中获益最大的希腊绅士、富商以及船主 "进化"而成资产阶级，并与教会首领、法纳尔人一起构成了希腊民族的上层阶级；而克勒普特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也逐渐转变成争取独立的希腊战士，被土耳其政府派去镇压他们的另一些希腊人，被称为"阿马托里"民兵组织，也逐渐与克勒普特相互转化，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统一的希腊民族逐渐形成，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呼声逐渐高涨。
希腊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当时欧洲文化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各国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长盛不衰，并逐渐深入到了对荷马时代的神话传说与阿提卡隐喻的探索。这使得无数学者不远万里来到希腊，追寻一种希腊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些人相信，一个希腊人的王国必然会在将来重新出现，一个独立希腊的概念也因此被提出。这种概念渐渐为希腊人所接受，并且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希腊人开始主动的反思悠远的文化，追寻自主的精神。17、18世纪，希腊教会在一些地方兴办学校，出版希腊书籍，并提倡一种用希腊语写作的"法那里奥特"文学，有力地促进了希腊人民独立意识的提高。法纳尔阶层也鼓动建立希腊学校，教授西方哲学、科学和进步的政治思想，并鼓吹大希腊主义。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希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科拉伊斯（1748－1833）是希腊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思想导师之一，他主张，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希腊必须摆脱异族的统治，保持其文化尊严，并在世界各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科拉伊斯致力于语言改革，力图统一并规范希腊语，并出版了大量有关语文和教育的书籍。在希腊启蒙运动中作出巨大的贡献的还有康斯坦丁·里加斯（1760－1798），他印行了许多革命传单和歌曲，其中最有名的是《马赛曲》的希腊文歌词。里加斯号召"起来吧，希腊同胞们"，他身体力行，创建了民族组织"赫特里"，并请求拿破仑帮助希腊人获得解放。里加斯后来被土耳其人秘密绞死，至今仍是希腊人心中的英雄。
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
摘要：希腊人发明了哲学，并视之为最高贵的活动。相比之下，生产制作是最低贱的活动。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最高贵的活动所采用的思维方式竟来自最低贱的活动。制作活动有一种“原型+摹本”结构，柏拉图的“相”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都是按照这种结构来构造的。不仅如此，这师徒二人还将这种结构与语言逻辑结合起来，制作出了西方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维图式，影响深远。认真研究这种图式，懂得其优长和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实践哲学，希腊哲学，制作图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古代希腊人发明了哲学，教会了我们用哲学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于是就成了哲学所看到的样子。可是，希腊人如此这般模样的哲学思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希腊人那样考虑问题呢？这恐怕又得回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去寻找答案。在读希腊哲学家的作品，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察并揣摩到，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当然，注视匠人制造物品，不必然注意到活动所具有的这一特定方面的结构特征，也必定是观察者心有所专，才看出了这一特征来。生活世界和思维图式似乎确实是循环解释的。这一点暂且不表。不管怎样，古代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看世界的，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们的图式是“牧人—羔羊”图式，这显然跟他们的畜牧生活经验有关。（当然，柏拉图偶尔也以畜牧比喻政治。[1]）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种庄稼的，天地化育，四季兴替，生生不息，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图式。
理解世界，这属于认识的问题；制作物品，这属于实践的问题。希腊人把认识提炼得纯而又纯，以至于飞升到形而上的云端，成了哲学。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哲学思辨是最高贵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是其次有意义的，生产制作活动则是最低贱的。哲学无所依赖于实践，如果需要，它可以指导和超拔实践。可是，谁曾料想在最高贵的哲学思维中所植入的竟是最低贱的生产制作的图式，哲学的高贵思考是按照低贱的制作图式进行的，这可能是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不管怎样，这种图式本身的局限（当然不是指它的低贱性）必将带来这种哲学思维的局限，进而带来由这种哲学思维所指导的实践活动的局限。因此之故，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就不得不将哲学和制作这两种价值上相隔天渊的东西放到一起来考察。
本文不拟追究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究竟如何造就了他们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而只拟考察该图式的哲学内涵及其主要问题。本文的工作是我探察西方实践哲学源头之计划的一部分。
一、制作、技艺与摹仿
关于制作，在流传下来的希腊哲学文献中几乎没见专篇讨论的，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eri Poietikes，本义为“关于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学术分类体系的编制者，《诗学》一般编在其学术著作的末尾，这也符合他的学科分类顺序，即：理论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按理，制作之学中，生产劳动中的制作应占有重要位置，但亚里士多德却只给艺术活动中的制作问题以专篇讨论的待遇。这就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内部，《诗学》是唯一一篇反映他的制作观点的专题著作。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亚里士多德乃至整个希腊哲学之制作图式的一张底牌。所以，解读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应当采取一种从后阅读的方式。
动词“制作”的希腊词是poiein.其衍生的词语有：poietike，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 tekhne（技艺）；poietes，制作者，诗人；poiema，制成品，作品，具体的诗作；poiesis，对poietike的实施，制作，制作科学。又据考证，自公元前五世纪起，人们开始用poiesis指诗。[2]这里也能看到英文的poem（具体的诗作）和poet（诗人）的词源。罗斯在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poiesis和praxis的话时，将前者译作making，将后者译作acting，廖申白汉译为“制作”和 “实践”。[3]可见，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制作”诗跟“制作”鞋是一个道理，都要生产出一件“作品”摆在外面，这跟“实践”（或“行为”）的结果就在于其本身的良善完全不同。[4]
制作活动所凭借的才能叫做“技艺”，希腊词为 tekhne，其复数为tekhnai.最早考证这个词的人可能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这个词“表示心灵的拥有”。 [5]陈中梅在其译注的《诗学》的附录中对该词有专门讨论，这里撮要采纳。希腊词tekhne来自印欧语词干tekhn-，后者表示“木制品”或“木工”。可比较梵语词taksan（“木工”、“建造者”），赫梯语词takkss-“联合”、“建造”），拉丁语词texere（“编织”、“制造”）。希腊人把生成（genesis）的事物分成两类，自然的生成叫“生长”，人工的生成叫“制作”，“制作”的力量就是“技艺”。“技艺”既包括生产实用物品的技术，也包括文艺创作的艺术。雕塑家、诗人和建筑师、木匠的才艺都叫tekhne.[6]其实，“技艺”作为学术概念的确切所指是由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相应于理论、实践和制作活动，人的才具或德性也分为三个方面，即：第一方面包括“知识”（episteme）、“直觉理性”（nous）以及二者的统一 “智慧”（sophia）；第二方面为“实践智慧”（phronesis）；第三方面就是“技艺”。[7]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技艺”的用法较之它的本义要宽泛得多，并且跟“智慧”的用法也没有明确的区别。即使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情况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用法算是还了该词的本来面目。后世维柯所讲的sapienza poetica（poetic wisdom，通常译为“诗性智慧”，此译引出了许多误解）实际上就是这种“制作技艺”的泛化，其宗旨是“真的即制作出来的”（the true is the made）。[8]
“技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哲学家们和研究者们已经描述了它的很多特点，但我觉得其根本特征是“摹仿”。这也就是整篇《诗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说：“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上文提及的艺术都凭借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摹仿 ——或用其中的一种，或用一种以上的混合。”又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praxis）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9]全部《诗学》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摹仿”的技艺。
《诗学》中“摹仿”的希腊词是mimesis.陈中梅对该词也有详细考证，这里也摘要引用。Mimesis是mimos（表演）从西西里地区的用语进入到伊俄尼亚和阿提开方言后的派生名词之一，另一派生名词是mimema，其动词形态为mimeisthai，后者曾为柏拉图大量使用。Mimeisthai和mimesis的原义可能指表演式摹仿，mimema一般指人物的摹拟像或器物的复制品。[10]可见，“摹仿”的这几个词已经覆盖了“制作”和“技艺”的两个领域：艺术的领域和生产的领域。据我的体会，尽管艺术领域的摹仿从词源上更本原，但真正充实了希腊人关于摹仿的心理意象的还是生产领域的摹仿，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如此，亦即没有被专题研究的摹仿更具始源意义。我在后面的分析中会举出事例来表明这一点。不管是艺术的摹仿还是生产的摹仿，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双重性质的概念：其一是实践性概念，即须有摹仿行为及其主体；其二是关系性概念，即须有原型和摹本。如是，摹仿活动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结构：“原型”—“摹仿行为及其主体”—“摹本”。正是这种结构规定了“技艺”的本质：一种让摹本尽可能与原型相符合的能力，或者一种按原型的要求去制作摹本的能力。从而“制作”也就获得了规定，即：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
有意思的不在于希腊人把制作看成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而在于他们把这种摹仿关系到处套用，以至于从自然到人事的解释都由制作来包揽。于是，制作就变成了思维的“图式”。
二、制作图式的两种类型
制作作为一种思维图式是逐步形成的。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技艺摹仿自然（phusis）的思想，如宇宙在运转中产生万物，陶工通过旋盘的转动制作成品。[11]据亚里士多德讲，“毕泰戈拉学派说事物是由‘摹仿’数而存在的”。[12]不过，制作图式似乎更多地还是雅典人的专利，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如此之多地使用这一图式，以致堪称一种思维景观。不知道这是否跟这三代哲人中的开山祖师苏格拉底系雕匠出身有关。制作图式在柏拉图那里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形态不同，在前者主要是一种外在摹仿图式，在后者主要是一种内在摹仿图式，从前者到后者还有一种演变关系。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无疑是他的“相”论（即通常所谓理念论）。根据该理论，存在着一个感性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idea， eidos，也译为“理念”、“理式”、“型”或“理型”等）的世界，后者是真实的存在，前者通过分有后者而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提出“分有”（metecho），相比毕泰戈拉学派的“摹仿”来说，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13]事实也是如此，不管讲分有还是讲摹仿，相是原型，具体事物是摹本，二者处于外在分立的状态，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一思维架构被他普遍运用。比如，他说，名称是对事物的摹仿，[14]六种实际的政治体制是对第七种真正的政治体制的摹仿。[15]当然，最具典型性的恐怕还是他的三种床的说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有三种床：一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相，这是神制作的；二是生活中具体的床，这是木匠摹仿床的相而制作的；三是画家画的床，这是对具体的床的摹仿，即摹仿的摹仿。[16]关于柏拉图的制作图式的机制，可以他的梭子之喻为例。木匠在制作梭子时是看着什么东西来做的？如果他正在做的梭子破了，他是看着破梭子再做一个呢，还是看着梭子的“型” （即eidos）来做呢？显然应以“型”为准。换个角度说，做梭子的实质就在于将梭子的“型”放入一块特定的木头中。[17]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最终定型在其晚年的《蒂迈欧篇》中，在那里，他设想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创造者（Demirge，原义是“努力工作者”），他用几何图形及其复杂组合作模型，用水火土气作材料，按照一定的工序和分工，造出了天地神人、世间万有。[18]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显然是接着而不是对着柏拉图讲的，他对其老师的制作图式实际上只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型”并不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形式”（eidos，即“型”）和“质料”（hule，原义为木材）的统一体，制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形式加诸质料或给质料赋予形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老举的例子如：“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象，那完整的整体。”[19]还有房屋、铜球之类。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摹仿模式，即制作者在制作一件物品时所摹仿的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型”，而只是制作者为该事物主观设计的“型”，这个“型”只有通过跟质料结合成一体之后，才能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跟事物一起存在。跟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自己的制作图式到处使用。他明明是医家出身，却宁愿用木匠的思维去理解医术和生命现象，把治病看成用健康的形式加诸有病的身体的制作活动，[20]把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看成男性将形式加到女性的质料上的制作活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中，制作图式十分清晰而且具有一种巨大的定式作用。看他们二人的争论，有时会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对木匠师徒在传授和切磋技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要是同样这些话题由孔子或耶稣跟自己的弟子来讨论，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景况。有趣的是，耶稣出身木匠家庭却到处像医生那样治病救人，而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家庭却处处像木匠那样考虑问题。
究竟男女交合生子是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究竟天地万物是不是摹仿永恒原型的结果？世界之为原型与摹本或形式与质料究竟真是那样还是被看成那样的？这一切都是问题。
三、制作图式在希腊哲学思维中的本体论化
如果事情仅仅在于把自然人事照制作图式去设想，也许就不值得我们费这么多笔墨了。希腊人最终把制作图式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性所在。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图式被哲学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本体论化了，亦即变成了思维方式，变成了可以安装进人脑的操作系统，一句话，获得了思维的生命。
将制作图式哲学化的原初力量来自巴门尼德，尽管巴门尼德将真理和意见断然二分的模式并不蕴涵摹仿的主张。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22]他所指的是巴门尼德将思维的矛头转向思维自身，追问运用语言所进行的思维如何才能切中真理。巴门尼德提出“思想”（noein，“思想”一词的不定式，相当于to think）和“是”（einai，“是”的不定式，或译为“存在”、“有”等，相当于to be）是“同一的”（tou auto，相当于the same thing），第一次将哲学跟对einai的思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条“路”（hodos，途径、道路、方法）通向“真理” （aletheia，原义为“去掉遮蔽”），是可靠的“逻各斯”（logos，此处有“话语”、“说明”、“论证”等义），而方法意义上的hodos和 logos的结合则最终导出了logic（逻辑），使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必须遵从逻辑规则的理性论证。[23] 这种以einai为对象的思考就是后世所谓ontology（关于ont的学问，译作“本体论”、“存在论”、“存有论”或“是论”等，on、ont、 einai都是希腊词“是”的不同词形）。巴门尼德的工作使得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不能再安于对外部世界作哲学的想象，而必须将思想观点从本体论上、从语言逻辑上加以落实。这就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要站住脚的话，也必须诉诸对einai的思考，必须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
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正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 “必须知道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给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要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无法再分为止。”[24]实际上，在此之前，早期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对话辩驳的方式探讨普遍性事物的定义。中期对话中建构“相”论，靠的也是辩证法的定义方法。后期对话则系统探讨了“相”作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泰阿泰德篇》结尾处的logos已经有了“定义”的意思，并且是一种寻求差异的“定义”。[25]从《巴门尼德篇》到《智者篇》，讨论的关键词不知不觉中从eidos（“相”、“型”）变成了genos（“类”、“种”），已经是在作范畴分析了。至此，一种对“原型—摹本”关系的想象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探讨，“相”论的本体论化就算完成了。当然，柏拉图并不满足，在《蒂迈欧篇》中，他还进一步将“相”几何化、数量化，希望用人类的语言把世界的原型准确无误地刻画出来。这样做所收获的果实也就是西方人酷爱的“知识”（episteme），据“苏格拉底”考证，知识就是“灵魂在事物面前止步而不是灵魂围绕事物转”。[26]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整个人类哲学思维的程序编制工作，他自己的制作图式也获得了完全的本体论内涵和语言逻辑内涵。亚里士多德把人们通过说“什么是什么或是怎样”（简化为“S是P”）去陈述对象的情况分为十种“类别”（categoria，兼有“指谓”、“表述”、“分类”的意思，通常译为“范畴”）。[27]其中，第一种回答事物的 “是什么”（ti esti），其他的可视为回答的“是怎样”。相比之下，回答“是什么”最根本，这类范畴就叫“实体”（ousia，也是希腊词“是”的一个词形，或译为 “本体”）。“实体”又分为三种：个别事物（atoma，如张三）；属（eidos，如人；跟“相”、“形式”为同一个词）；[28]种（genos，如动物）。说出个别事物，是对“是什么”的最到位的回答，但这种回答不能以定义的方式给出，所以不具有知识的确定性，而能定义的“是什么”只能是“属”， “种”也要变成“属”才能定义，定义的方式为“种加属差”，定义所回答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to ti en einai）。如果考虑到eidos既是“相”又是“形式”还是“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词身上，制作图式的内涵、本体论的内涵和语言逻辑的内涵得到了统一：一个可以摹仿的原型就是事物的根本，同时又是唯一可以定义的对象。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寻找事物的形式、原型、本质、种类、定义甚至原因就成了一回事，[29]而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那个einai或on.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寻找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可能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式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成效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有严格的区分，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造成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定义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30]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际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区别开来。制作图式也正因为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四、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但是，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知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许是因为它本来就来源于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共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保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因素配合一致，最终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实现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其次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又指出，“法律的真正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正知识，一定要能够用语言说明这种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31]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能亲自替我们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有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采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普遍的模型去规范这些活动，他倡导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有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阐述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领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领域中使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解释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如此，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能够企及，那么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借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我们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
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柏拉图的对手更有道理。柏拉图在晚年引述过他所反对的一种观点，即：“一切伟大而又美好的事物显然都是自然和命运的产物，只有技艺的产物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从自然的手中取来已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原始作品，然后对之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塑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这些作品是人造的。”[32]这种观点的可贵在于看出了技艺和制作图式的限度。
五、制作图式的问题和限度
柏拉图在提出“相”论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个别事物身上往往同时具有相反的性质，如一个事物作为整体是一，它由许多部分构成因而又是多，一和多结合在一起；那么，“一”的“相”和“多”的“相”是否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呢？若是的话，岂不一既是一又是多，多既是多又是一？这是很荒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着手探究“相”之间的联系，最后得出每个“相”都是其自身但又跟其他“相”关联在一起的结论，这样一来，每个“相”都是一个集合体，个别事物也是 “相”的集合体，由此似乎就化解了上述矛盾。[33]但这种解决有一个前提未明：是否个别事物身上所杂有的各种性质之间归根到底具有逻辑推论的关系？如果有，则通过“相”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澄清就能实质性地说明个别事物与其复杂属性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相”之间的逻辑联系再清楚也不足以真正说明个别事物的具体情况。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显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每一个别事物的陈述至少可以分为十类，即十个范畴，它们之间不具有逻辑推论关系，或者说不可通约。比如从“张三是人”推导不出“张三是白的”，从“张三是白的”也推不出“张三是70公斤重的”。这就是“异质性” （heterogeneity，或“异类性”）问题。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本原”（arche）不可通约的观点。[34]任何遵守语言逻辑的理论推导都只能是“同质性”（homogeneity，或“同类性”）的操作。因此，定义只能针对普遍而不能针对个别，理论知识只能解决普遍性问题而不能解决个别性问题，普遍与个别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逻辑鸿沟。[35]亚里士多德处理这个难局的办法就是在理论领域讲普遍性而在实践和创制领域讲特殊性，或者说对普遍性用逻辑的方式讲而对特殊性则就事论事地讲。不难看出，这种处置实际上只是回避了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理论只能规定和描画普遍模型，而实践所制作的都是个别摹本，那么用制作图式去改变世界就显然大有问题，因为摹本的个别性在理论设计中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成为运筹的盲区，进而成为罪错的渊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质料的。亚里士多德区分形式和质料，把凡是可以理论规定的因素都放到形式之中，剩余的东西则归到质料的名下。形式是可以定义的，合逻辑的，事物是什么是由它来规定的；质料只是充当形式的载体，将形式体现出来，事物是什么跟它没有关系。当然，亚里士多德有时也很犹豫，也曾考虑把质料看成种，把形式看成属差，二者合成定义。如：房屋是可以荫蔽人和器具的砖石。其中，“砖石”是种、质料，“可以荫蔽人和器具”是属差、形式，二者都提供对房屋的规定性。[36]尽管如此，质料所贡献的规定性一定是合乎形式的需要并且跟形式保持逻辑一致的。也就是说，不论质料是否为事物提供规定性，质料都得被形式所宰制。一片森林在建筑商看来可能就是建筑材料，可是这片森林自身的所是仅止于此吗？一旦被纳入制作器物楼宇的“形式—质料”图式，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就被抹杀掉了。一国的人民自身的所是也是无限丰富的，可一旦被纳入制作理想国家的“形式—质料”图式，他们就顷刻变成了任人裁制的质料，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也正在被纳入人类发展的制作图式之中，难道为了跟人类理性所逻辑建构的世界形式相适应，这颗星球也要整个充当单纯的质料吗？可见，任何存在物只要被某种强势的形式当成了质料，它就失去了葆有自己存在意义的权利，甚至连自我辩护的可能都没有。这就是我所说的质料的“冤屈”，而这种冤屈就是由“形式—质料”的制作图式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是特定生活世界的产物，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人类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认真解读这种图式，反省其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柏拉图全集》第1-4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2003，北京。
The Essential Plato，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1999， New York.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柏拉图著：《巴曼尼德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柏拉图著：《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上海。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7，北京。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
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
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7，北京。
——
[1] 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67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103页。
[2] 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8、29、66、3、278页。
[3]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2，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p.10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1、366页。
[4]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5，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p.93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4页。
[5] 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14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页。
[6] 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34-245页。
[7]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到这五种“德性”（1139b15），《后分析篇》中还多一种，即“理智”（dianoia）（89b8-9），对这六者之间的关系，历来争议很大。这里仅从陈康之说，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1-1002页。至于“知识”、 “直觉理性”和“智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理论学》中都有明确论述，即：智慧是前二者的结合。参见1441b3和 1197a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6页；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北京，第289页。
[8] 参见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175页；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55.
[9] 亚里士多德著：《诗学》1447a5-12、1449b3-6，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7、63页。
[10] 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6页。
[11] 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8页。
[12]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汉译采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3]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14；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4] 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0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0页。
[15] 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302C-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8-159页。
[16] 参见柏拉图著：《理想国》597，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390-391页。
[17] 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389A-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66页。
[18] 参见柏拉图著：《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上海。
[19]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29a4-5，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27页。
[20]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32b2-14，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36页。
[21]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论动物生成》739a5-20，崔延强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第269页。
[22]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7页。
[23] 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637、663、642、667页。
[24] 柏拉图著：《斐德罗篇》270A、276E-277A、277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90、200、201页。
[25] 参见柏拉图著：《泰阿泰德篇》209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750页；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北京，第952-953页。
[26] 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7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8页。
[27] 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1页。
[28] 对eidos复杂含义的区分，可参见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北京，第385页。
[29] 典型的说法可参见亚里士多德著：《物理学》194b25-29，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第50页。
[30] 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77C，《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18页。
[31] 柏拉图著：《法篇》746B-C、966B，《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504、733页。
[32] 柏拉图著：《法篇》889A，《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0页。
[33] 参见陈康译注：柏拉图著《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以及陈康著：《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34]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后分析篇》88a19-88b-29，余纪元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北京，第306-308页。
[35]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03a6-16、1060b20-24，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55、213页。
[36] 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43a15-2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63页。
现代视野中的城邦“民*主化”进程和观念形态
内容提要： 以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是在阻断了王制后发展起来的。这一“民主化”进程与希腊罗马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有深刻内在联系，城邦中体现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强化了城邦时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取向，其主要是：集体治权观念、权利平等观念、城邦公益观念。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城邦民主共和制度。
关键字： 城邦 民主化 集体议事会 集体治权 权利平等 公益
作者简介： 作者董建萍，女，1955年生，浙江行政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12）
古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政治学研究中具有永恒的魅力。城邦政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制，将国家权力置于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置于选举、任期、法律创设、法庭监督等一整套程序之中。古希腊人为世界奉献了“民主”这一美好的词汇，并使自己成为世界民主史的渊源。
（一）
“民主化”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它是指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数量的国家由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转为民主政治制度被西方学者称为“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从19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是1828～1926年，约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第二波是1943～1962年，约有40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第三波是从1974年开始，大约持续到90年代，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①
用“民主化”概念来分析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进程也许是一种有点牵强的用法。但是这种比喻至少是建立在两个与现代民主化进程相似的事实表象之上：其一是，城邦民主制度是在阻断了“非民主的”王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二是，城邦时代集体合议制度（包括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制）在古希腊地理范围内的主导性和普遍性。
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曾经以为古希腊的城邦是西方国家的起源。古希腊城邦以它的众多的数量和令人赞叹的民主建设辉耀历史。但是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辛勤研究，比古典城邦时代更为久远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被发掘出来了。人们发现，克里特文明是希腊文明的渊源，克里特文明漫延到希腊半岛南部，以迈锡尼为中心又形成迈锡尼文明。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迈锡尼文明的强盛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600年。对于我们的话题有重要意义的是，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其特征与后来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考古发掘证明在这两个文明时代均存在东方式的权势浩大的“王朝”，其社会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古代东方王权国家。克里特统治者克诺索斯王的王冠和装饰物类似埃及的法老，甚至也有学者干脆推测克里特岛的文明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②迈锡尼是古希腊“英雄时代”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阿加门农的都城。关于阿加门农人们一向认为他不过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氏族首领——巴赛勒斯。那个时候“巴赛勒斯”既用来称呼“万民之王”的阿加门农，也用来称呼一个小首领。但是，随着迈锡尼遗迹的发掘，人们发现了巨石垒成的宽大的城墙，规模豪华的陵寝以及精美的金质面具和酒杯，怎么也不能将这些东西与质朴的氏族民选军事首领联系起来。人们不能不推测，这个巴赛勒斯是否也有东方专制主义下的君王的某种权威。如果说，克里特岛上创建克里特文明的克里特人有可能是来自“亚非干燥草原”的移民，而迈锡尼王朝则可以肯定是希腊人的王朝。亚该亚人是希腊土著的一支，阿加门农和他的将领部下操着希腊的语言，身体内循环着希腊人的血统。还有，克里特王朝和迈锡尼王朝曾经统治着远远超过城邦国家的领土范围，它们有点像东方的领土国家，“王畿千里”，诸邦臣服。
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衰亡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史进入城邦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古代希腊范围内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小国林立，各自为政。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典民主。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是民主制的城邦，还是贵族制的城邦（我们姑且在这里都将它们归入“民主”范畴），开始也都实行君主制。如同亚里斯多德明确指出的那样：“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③也就是说，城邦的初始政制如同古代东方国家或者希腊远古的克里特、迈锡尼王朝一样，都实行君主制。后来，王制消失了，民主制（多数人的统治）和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取代了君主制（一个人的统治）成为主流的政治制度。
集体治权的政治制度风靡了由诸城邦构成的古希腊“国际社会”。 这是西方历史上、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民主”的城邦兴盛了几百年，后来在互相混战中逐渐衰弱，被南下的君主制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城邦变成“臣邦”。后来，又被转变为帝国的罗马纳入版图，部分城邦仅保留了帝国“自治”城市的地位。
从大趋势看，东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的道路都没有超出“起自君主制（王制），终于专制主义”的历史轨迹。但是东西方仍有重大差别。东方一些国家尽管在早期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民主与共和的历史痕迹④，但是毕竟没有发展成主导性的、普遍性的政治制度，“东方专制主义”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充分的和典型的。而古希腊、古罗马尽管“起自君主制”，也“终于专制主义”，但是其中毕竟有将近五、六百年的民主共和制的历史存在，（罗马城邦共和国早期也实行“王政”）。这个历史存在对后世来说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有没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对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不是毫无意义的。
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探究这个特殊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多少代学者为此付出了心血，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特点，将古希腊罗马发达的工商业视作民主共和制度风行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地理条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海洋文明（而非东方的农业文明）塑造了古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是希腊本土城邦民主制、贵族制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军制改革提高了城邦自由民的政治地位，以自由民为主体的甲兵方阵战术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嬗变；甚至认为战争促进了民主，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强大的海军，而海军的主体是原来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低等级公民（即穷人），战争使他们成长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最终促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完善并走向繁荣。⑤
有关的说法还有很多，它们都从一定的层面上揭示了古典民主的历史之源。但实际上，作为这样一种典型而充分的民主发展过程，它们必然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比如从地理条件上讲希腊半岛多山、环海，爱琴海海域岛屿星布，农耕条件和农业规模显然与尼罗河、黄河、两河流域有很大差别，它决定了“外向型”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以及希腊城邦的“分裂繁殖”模式的确对提高公民及公民集体经济、政治自由度关系重大。兵制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荷马史诗描述的“英雄时代”，兵制还不是公民军。那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披甲的巴赛勒斯之间的战斗，首领的勇气、武力甚至身材相貌都对格斗致胜起重要作用，普通兵士只构成军事实力的次要方面。后来发明和兴起了甲兵方阵战术，由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等组成的作战集体“军团”逐渐成为军队战斗力的依托所在，公民军制由此兴起。由于城邦间战争频繁，城邦生死存亡系于军事实力，军制势必成为城邦政治制度的基础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政治权利的等级都逐渐与军队中的不同地位、不同兵种相联系，这种军事兵种和不同的政治等级又是以个人财富等级为依据的。此外，城邦时代普遍由奴隶劳动承担社会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工作，为自由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同时也为维持战时经济生活的运转提供了可能。
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历史的必然性中包含着偶然性的可能，而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的因素。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古代东方大部分国家沿着君主制的轨道越走越强之时，古代希腊以及罗马却能够在王制普遍形成后又阻止了君主制的逻辑发展。这一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因素主要又是什么呢？有没有深藏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结构内部的“必然性因素”？
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曾经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在原始社会转向国家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过渡性质的军事民主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军事民主制理论进行了发展、补充和归纳，并将其作为分析前国家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20世纪5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了“酋邦”概念，此后，酋邦理论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解释国家起源的主要学说。美国民族学家R·塞尔维斯1962年出版了《原始社会组织》一书，第一个从理论上详细论述了酋邦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群－氏族－酋邦－国家”这样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解释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上，军事民主制理论和酋邦理论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重要的价值。这两种学说不是互相抵触的，而是可以互相丰富和补充。军事民主制和酋邦都不是前国家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唯一的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但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军事民主制理论揭示了：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组织存在氏族大会、氏族议事会和军事首领三个管理机关。这三个管理机关是互相协作、相对制衡的民主机制，它体现着原始社会氏族民主制的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也已经包含了、孕育着否定原始民主的因素，这就是“军事首领”权力性质转变的潜在可能。一旦军事首领权力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打破三种权力之间的平稳关系，从而使原始民主走向瓦解。酋邦理论由于有大量的现存的“酋长国”作为佐证，它在揭示酋邦社会特征方面更为清晰。一般认为，酋邦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在酋邦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最高首领——大酋长，他的权力已经超越军事范围，基本上掌握着酋邦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宗教祭祀权、军事权，甚至部落民众的生死予夺之权。第二，酋邦内有显著的社会分层。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与酋长及其世系的血统关系、财富、社会职务等等，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酋邦内部各部落、村落都有自己的首领（酋长），他们都负有忠于大酋长的义务。第三，酋邦内部形成了社会财富集中与再分配的体制，酋长位于社会再分配网络的中心。第四，酋邦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习俗、传统、宗教的力量。与原始社会相比较，酋邦社会的最大不同是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与国家相比较，酋邦社会尚缺乏强制力量，如暴力组织（军队、监狱）、法律、成熟完善的国家制度等。⑥从军事民主制的角度观照，许多酋邦中类似的权力机构及运行机构如集体议事会、氏族人民大会并不发达，相反，其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反映出原始民主正在迅速衰落。社会组织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位于社会上层的以大酋长为核心的权贵阶层集中，普通社会成员往往已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首领们的“公仆”性质日渐消失。
也许东方专制主义是以“酋邦”为起点的个人权力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共和制度是在王的权力集中尚未“专制主义”化的时候依靠军事民主制中集体治权的原始民主机制阻断了王权的进一步强化。这个说法不只是推测，已经发现的资料以及晚后希腊政体的研究者告诉我们，雅典、斯巴达、罗马的“王制”、“王政”被废黜或被“宪政”化，都依据集体议事会的古老权力，由“公民集体决定”或由元老院议决。⑦大约到公元前8－7世纪，王制基本上都被各式贵族制、民主制所取代。斯巴达尽管还有两个平行的王，但其实际权限与军事执政官无大差别。
权力下移的路线是清晰的。作为次生的国家形式，古典民主政体是一系列历史渐变和突变过程的产物，其过程总的走向是社会治理权逐渐从王的控制中下移到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假如下移过程就此中止，就形成贵族制，如斯巴达、罗马等城邦。如果权力下移的趋势继续发展，国家管理权、决策权进一步下移至公民大会，就形成民主制，比如雅典。显著的是，很少有从王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制的案例，民主制基本上都出现在贵族制之后。而且，在民主制取代王制的过程中，贵族起有重要的作用。传说雅典国王提修斯在位时，就许诺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只在政府中担任军事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在开明的提修斯的努力下，雅典消除了各部落分散的状况，建立了统一的中央议事会。这个中央议事会云集了雅典富有政治经验的贵族，成为雅典权力中心。雅典王制的黜是由贵族集体主导逐渐实现的。雅典民主制改革和最终确立也是由一系列贵族立法（梭伦改革等）完成的。“贵族革命”在古希腊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突出的作用。
在古希腊世界，原始平等的观念和原始民主传统始终有强大的影响力，很关键的原因是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奥德修记》将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或地区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⑧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的文明史上尚无见到。在《伊里亚特》中，阿加门农作出重要决定，需要事先与众“巴赛勒斯”及贵族开会商议，事后还要召开全军大会进行宣布，战士们或呼喊或咕噜表示赞成和不赞成。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集体会议是古希腊群体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原始民主传统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法”。亚里斯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时，也提到一些希腊人认为梭伦实行的民主改革不过是在恢复“祖制”。希腊人尊重传统，崇敬祖制，与古代东方国家相比，较多地保留了集体议事会、人民大会等“祖制”的权威，它使贵族集团能凭借传统议事会对王权进行监督和限制。有学者说，荷马时代的“王制”，更像后世的“君主立宪体制”，⑨这大概就是它们与东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区别。
原始民主传统和组织机构的长期存在、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独特的国家形态（城邦、小国寡民）、战争的催化作用（需要动员全体自由民组成军队）等等综合因素最终导致古代希腊罗马形成了各具色彩的贵族制、民主制。在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一个领袖个人集权与原始民主要求互为消长的时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权力和社会财富迅速向领袖个人集中，形成了普遍的君主政制。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制的历史存在尤为珍贵。
（二）
古希腊、罗马特殊的民主共和制度反映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政治观念，我在此处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根据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也必然在历史存在中获得进一步的演进和提炼。
集体治权是古典民主体现并贯彻的一个最重要理念。集体治权与个人独裁构成了鲜明的对立和冲突，两者不可调和。从这个意义上讲，贵族制取代王制是古代民主化进程中的最重要环节，因为它重新将集体治权的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并逐渐制度化。希腊人、罗马人的贵族政治是一种合议制政府。例如雅典贵族制时期是9位执政官以元老院为基础实行统治，斯巴达由28位元老和两个王一起构成集体最高会议，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人数达300人以上。尽管贵族制的统治者是几乎封闭的贵族集团，但在有权参与的贵族们之间，贯彻的是平等协商、多数裁决的民主原则，官员实行任期制。贵族制的出现并完善，将古希腊人集体合议的原始传统上升为国家法统。任何未经合法会议集体议决的个人权力都被视为非法僭越。这在希腊社会屡屡出现“僭主”，但希腊人从不将他们视为合法统治的情形中能够得到证实。“僭主”是一种个人专制统治，古希腊学者将它视作“一个人的统治”的君主制的变态形式。对于民主制，各位古代学者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对于僭主制，几乎都视之为“最坏的政体”。僭主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它之所以能产生并维持，均源于阶级斗争、政派之争的暂时平衡。但僭主可以得逞于一时，决不可能得逞于久远。希腊各城邦曾出现过无数位“僭主”，某些僭主客观上还起到了协调社会冲突、稳定国家形势的历史作用，（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但没有一位僭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梭伦对僭主政治有一段深刻的评论。他在就任雅典首席执政官时曾有人建议他乘机成为僭主，梭伦断然拒绝。他说，“在雅典只做一日僭主，然后便被剥皮抽筋，断子绝孙。”瑠僭主是一个上得去而下不来的职位。梭伦是一位政治家，不是一个眼光短浅、没有见识的农夫，他视个人专制统治为畏途，并非胆小怕事，实在是出于个人的政治信念。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当上僭主的庇西特拉图，有一次居然也会为了一件控告，亲自到法庭接受裁决。反而是控告庇西特拉图犯有杀人罪的原告，由于胆怯自己先逃走了，案子不了了之。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庇西特拉图处世圆滑，老谋深算；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法庭的集体议会仍然具有较大的权力和威望，是国家法律尊严的象征。庇西特拉图不管其行为是否虚假，至少他要向人民表明他仍然是遵守法律，尊重贵族集体意志的。
罗马共和国期间集体治权的意识深入人心。想当僭主或者个人专权是一个最严厉的指控。受到这一指控的人可以被处死刑，人人得而诛之。当时法律规定，为了应付内乱外患，在必要时元老院可以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任命一位独裁官。独裁官就任后，集体治权暂停行使，所有高级官员停止活动。独裁官拥有最高统制权，甚至对公民的生命财产都有生杀予夺之权，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但同时法律也严格限定：独裁官的任期不得超过半年。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经历了88次独裁，没有一位独裁官敢于僭越法律限定的权力，共和制度稳如泰山。只是到后来，罗马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城邦制度不适应了，君主专制的主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军功卓著的恺撒经过4年内战，打败政治对手庞培，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二位“终身独裁官”。瑡但是仅一年，凯撒就被当众刺死于元老院议会大厅。反对派谋杀他的借口即是凯撒的独裁违背了共和国的法律。十多年后屋大维又建立独裁体制时，接受了恺撒的教训，在名义上仍然还要承认元老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称号也要体现共和制传统，只称元首，即“第一公民”。
基于原始民主根基的贵族统治在阶级和等级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出集体领导的先例，使集体治权的原则成为希腊人，罗马人的基本政治原则。更重要的是集体治权还为当时缺乏治权的平民及其代言人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想象的出发点与空间。一旦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变化、要求社会变革的力量汇合成新的运动时，就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中寻求新的制度突破，使贵族制发展成民主制。
权利平等也是古典民主的重要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平等意识是被排除在贵族统治之外的平民争取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思想武器，平等意识是民主共和政体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梭伦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奠基者。他于公元前509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时，由于贫富分化和社会严重对立，雅典实际上已面临平民暴动和出现僭主的危险。梭伦因此被赋予立法全权，被各政治派别推选为拥有特殊权力的仲裁者和调停人。梭伦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著名的“解负令”，他宣布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废除当时雅典盛行的残酷的债务奴隶制，禁止自由人因为负债而被当作奴隶。梭伦曾说：“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瑢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当贵族和平民实际上处于政治不平等、富人过度压迫穷人的时候，强调平等，必然对弱势群体有利。所以梭伦立法的重心必然是倾向于平民。解负令和废除债务奴隶制从法律上保障了平民的自由人身份，为雅典民主奠定了牢固的阶级基础——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中小工商业者构成的平民集团。
梭伦坦言自己并不无条件袒护穷人，他的政治信念也包括反对穷人过分逼迫富人。因此他仍然规定了公民的等级身份，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第二富裕等级享有高级官职的被选举资格。但梭伦划分等级的标准是财富，而不是习俗中的血统。财富在这里意味着公民对国家安全所具有的责任和能力。梭伦规定富人必须为国家提供骑兵和重装步兵。因为公民军的武器装备是由公民个人负担的。只有富人有财力组成装备昂贵的骑兵和重装步兵，穷人只需参加轻装步兵或者到海军中去充当划桨手。财产等级制打破了血缘贵族对高级官职的垄断，也是用制度将富裕公民个人的财力转化为国家的军事实力。梭伦将政治权利与个人财富的社会贡献一致起来，而不是与血统出身相联系。这开创了一种与原始平等不同的平等原则，即比例平等的原则。
梭伦同时创建了两个不需财产资格的新的国家机关——四百人议事会和公民法庭，用它们分割原来仅属于元老院的司法权，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的“法律创制”权，以及部分官员的提名权。这样一来，元老院便从实际上的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降为实际上的高级监察机关和终审法院。尽管许多人认为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仍是贵族政体，但应该看到贵族政治的权力结构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梭伦还首创了一种新的选举操作规则——抽签，用抽签决定不需要富裕等级担任的大部分公职以及作为高级官职第二轮选举的办法。这个抽签选举方式到伯里克利时代发展成最普遍的公职轮换方式。通过抽签，无分贵贱，公民“轮番为治”，是雅典民主制的一大景观，此中包含着的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原则是雅典人所看重的“正义”的重要内容。
希罗多德的政治价值观是偏向民主政制的,按他的理解：“权利平等不是在一个方面而是在一切方面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因为当雅典人处于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邻人高明多少，但他们一旦挣脱这种束缚，他们就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瑣伯里克利也认为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贯穿着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人的荣耀和价值皆在于他的才能，而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亚里斯多德在总结寡头制和民主制转换的内在原因时说，变换政制总是由要求“平等”这一愿望的苗上生长起来的。世界上有两种形式的平等，一种是数量平等，数量平等是绝对平均主义，大家不分彼此。二是比例平等，比例平等是根据个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他认为民主制基本上是追求绝对平等的政体，而寡头制（贵族制）追求比例平等。总之，平等是各类政制都要体现的重要原则。他还说，一切民主政体都把他们所遵循的正义原则理解为权利的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体现在政体的所有重要方面，如一切重大事物都交给公民大会审议并裁决，抽签选任公职人员、实行有限的任期制、公职人员津贴制等等。雅典人为了保障他们的民主制，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对威胁民主政制的贵族和显要进行放逐。亚里斯多德肯定民主制虽然不理想，但是一种最可容忍的共和政体的“变态政体。”瑤
城邦公益是古典民主的又一重要价值取向。在古代希腊和罗马，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已经产生，每个城邦都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个城邦实行哪种政体，归根到底是城邦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但古希腊人仍然热衷于讨论什么是优良的政体，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优良的政体是公民实现自身利益的保障。
古希腊、罗马学者关于国家目的认识发人深思。在东方尊崇天、神、道为国家权力之源的时代，他们已经比较客观地认识到城邦起源于家庭、家族、居住村坊的发展，认识到城邦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自然历史产物。人们组织成城邦，是因为城邦可以保障人们通过互相帮助和合作，过上优良的生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城邦”的含义除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享有充分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之外，同时也是指一种国家的内在关系，即“群体社会”。比如亚里斯多德认为，自然界喜欢群居的不仅是人类，昆虫、野兽都有群居生活。但是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组织成“城邦”，是因为在自然界唯有人类具有“天生的正义感”，认识好与坏，知道公正不公正。人类的这种天性使他们天然地趋向于城邦生活。公民个人的本质就是城邦中的一分子，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价值都由城邦共同体决定。
古代学者关于城邦政体优劣的讨论、设计和研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城邦政体与公民的利益休戚相关，与城邦能否达到其真正的善业休戚相关。因此，在衡量政体的标准中，“公益”具有最重要的地位。符合公益，或者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正义”，就是优良的政体。统治者人数的多寡是区分政体种类的传统标准，而能否照顾全邦“公益”，则是辨别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里的政体分类，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他的“三种两类”划分法，将执政者人数视作划分政体种类，即“君主政体”、“贤人政体”及“共和政体”的主要依据，但将执政宗旨，即能否以“照顾全邦公益”为执政目的，当作划分政体优劣（正宗和变态）的标准。“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民主政体）之所以被认为是“变态政体”，主要就是认为这三类政体都难于做到照顾全邦公益。一个人的私利是私利，多数人的私利也是私利。亚里斯多德将民主政体归入变态政体类型，是因为他认为“全邦公益”与等级或阶级利益是有本质区别的，平民的“阶级利益”超越全邦公益也是不正义的。柏拉图用“守法”和“无法”来区分政体的正宗与变态，终极标准也是“全邦公益”，在这一点上，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说法不同，实际别无二致。
亚里斯多德关于各种政体固有的原则和要素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古希腊学者对各类政体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其宗旨的代表性看法。比如他提出才德（柏位图认为是美德）是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特征和要素。君主和贵族（贤人）依靠自身的善德和政治才干领导国家，保证全邦公益实现。富是寡头制的特征和要素，权贵寡头们缺乏“贤人”的美德，凭借财富谋取少数人的利益。自由身份和自由辨论是民主制的特征和要素。亚里斯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民主制有过5种细分，他比较恶评的是“极端民主制”，认为这种政体的特征和要素是平民蛊惑家操纵群众意志，平民成为城邦的集体君主，也不照顾全邦公益，因此属于变态政体之一。
关于混合政体的概念是古代学者依据自己的政治理念，综合已有的经验设计的一种理想政体。亚里斯多德继承了前人的混合政体思想，主张将民主政体和寡头（贵族）政体的要素结合起来。他指出民主政体以自由身份论平等，在一切方面都要求绝对平等；寡头政体以财产数额论平等。那些在财富方面地位优裕的人便要求在一切方面均要超过他人。这两种平等观都有缺陷，都不符合城邦宗旨和正义的原则。但是，民主政体重视集体智慧和多数原则有合理成份，只是集体智慧不能取代专门人才的个人才智。而这种专门人才的政治才智又与财富、出身、地位和教育相联系的。因此优良的政体中应允许两种因素并存，并保持均势。总之，民众的集体审议作用和少数贤良的行政才干相结合，有益于城邦公益的实现。
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城邦的黄昏开始来临。对城邦的传统理解遭到质疑，亚里斯多德坚持城邦是实现善德和公益的唯一途径。作为一位注重经验的哲学家，他倾向的混合政体即“共和政体”，是对城邦统治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他希望寻找到一种最能体现城邦正义的政体，帮助城邦摆脱危机。亚里斯多德将“共和政体”归入“正宗政体”之类：多数人统治的政体。这个共和政体的主要特征是：最高统治权属于公民团体，公民资格有财产限定，但是财产限额应使一邦大多数的人户都尽够合乎这一资格而可以取得政治权利，被这项资格所限制而摒弃于公民团体以外者仅属少数；瑥实行多数裁决制,推崇集体智慧,平民享有议事和审判的职权；公职由选举产生，供职有限期；公职推选主要依据才德，奉行比例平等。亚里斯多德还认为共和政体最理想的阶级基础是中产阶级，他们既没有豪富的贪婪，也不会有赤贫者的极端。中产阶级行事中庸，服从理性。假使一个城邦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豪富和赤贫者，就可以建立起持久稳定的共和政体，城邦的正义和公益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亚里斯多德是城邦政体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的重要特点是注重实证研究，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家。从他推崇的理想政体的具体原则来看，实际上他主张的“共和政体”仍具有较多的民主因素，是偏向民主政体的一种“混合政体”。因为在公民集体治权与贤良政治智慧之间，他还是认为“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瑦他的政体观具有着眼全邦公益、温和、中庸、努力调解贫富利益冲突的特征，这在古代哲学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注释： ①[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有关章节,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③瑤瑥瑦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5、156～157、213、147页。 ④⑥参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⑤参见《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第一章；《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度》第三章；宋慧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第六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最早的关于君主制为共和制所取代的实证材料出自克里特岛德莱洛斯的铭文，上载有“公民集体决定”字样，时间属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转引自《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第169页。 ⑧杨宪益译：《奥德修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115页。 ⑨[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 瑠普鲁塔克：《传记集》，《梭伦传》，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瑡第一位终身独裁官是苏拉，但只当了两年便主动告退。 瑢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页。 瑣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45页。
16 年前 0 回復
16 年前 0 回復
16 年前 0 回復
16 年前 0 回復